为什么著作权协会与百度的谈判破裂/王瑜
时间:2024-07-22 21:20:35 来源: 法律资料网 作者：法律资料网 阅读：8092
为什么著作权协会与百度的谈判破裂
新网北京3月24日电：24日下午，由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常务副总干事张洪波、知名出版人沈浩波、路金波、华楠以及作家慕容雪村、香港导演彭浩翔组成的出版业、作家群体代表在北京与百度公司代表进行谈判。经过四个半小时商谈，出版业、作家群体代表宣布谈判破裂，其提出的四条诉求全部被百度方驳回，百度公司代表不愿接受采访先行离开。
百度公司从来不缺新闻，著作权纠纷似乎是绵绵不断，这次大家将矛头对准了百度的文库。百度的文库我也用过，主要是往上面发文章或者课件，只当成可以发课件的博客，单位年轻的同事却更喜欢在文库中找资料，当大家习惯使用百度的文库查找资料时，其著作权纠纷必然随之而来。网民将别人享有著作权的文章等上传到百度的文库中百度公司有无责任？像百度这样的公司在全世界范围内都著作权官司不断，为什么呢？不小心将“百度”打成了“摆渡”，看到摆渡这个词使我想起很久以前的一个故事，西楚霸王项羽冲出垓下重围，单枪匹马来到乌江边，一个年老的艄公主动要将他摆渡到对岸，让项羽摆脱即将到来的追兵，回到江东再展宏图。项羽是条汉子，觉得无颜见江东父老，拔剑自刎了。当时的项羽无异于现在政府务必缉拿归案的要犯，老艄公的行为假设成功，刘邦定饶不了他，放到今天也是犯罪行为。百度的文库无异于老艄公将“犯罪分子”“摆渡”到了对岸“违法作乱”，老艄公说我的职业就是“摆渡”，我那分得清好人、坏人？看着滚滚而来的追兵，老艄公说这样的话，刘邦怎么会相信？对于侵权指责，百度公司也曾公开表示，百度文库仅提供在线分享文档的平台，所有的文稿、档案等资料均来自网友上传，而百度本身并不上传侵权的书籍和作品，因此也就不构成所谓的“侵权”。百度的声明就像老艄公的辩解一样毫无意义，事实上百度对上传到文库中的作品或书籍、文章等都是要经过审查的，笔者的文章和课件经常被以质量太低为由拒绝发布。百度区分上传的书籍或作品是否侵权在技术上不比老艄公区分项羽是不是刘邦眼里的坏人难，如果说老艄公是因为不同的政见冒死救项羽，而百度公司恐怕没有这么高尚。至于百度精心谋划的朱光模式，要求权利人必须将版权作品名录或全文上传至百度服务器，百度依托“技术比对系统”保护其版权，这个模式有点可笑，百度凭什么对著作权人提出这样的要求？
从出版业、作家群体代表当场发出《3月24日出版业、作家群体与百度谈判破裂声明》看，百度只派几个产品负责人级别代表来进行谈判，显然缺乏诚意，谈判破裂是必然的。百度为何如此傲慢？从商业的角度分析就不能理解，百度是家商业公司追逐的是商业利益而不是像老艄公那样有政治主张，其经营的业务就是“摆渡”，在遇到“坏人”时其眼睛必定会理性选择暂时性失明。假设老艄公已经将项羽带到了箭射不到的安全距离，尽管追兵有成千上万但任你在岸上怎么呐喊也奈何不了，因为会水、想下水、敢下水、真的下水的人实在是太少，即便有，但与老艄公的船对比实在没有什么可以担忧的。由此不难想象百度对于几个代表要求谈判的呐喊也不会太上心，尽管百度的行为侵犯了成千上万人的著作权，到目前也只有几个代表出来呐喊几声，经济学家早就摸透了消费者的心里，当众人的权益都被侵害时，大家普遍会选择沉默。百度在著作权方面也是百炼成钢，他们的处理方法非常符合经济学原理，纯粹从商业角度而言百度对著作权协会的做法是理性的。
“摆渡”“坏人”其实也未必都是坏事，英国政府曾经出面委托船运公司将“坏人”“摆渡”到当时荒蛮的澳洲，这样即有效地打击了英国本土的犯罪行为，又造就了繁荣的澳大利亚。文章、作品在网络上被转载，有人欢喜有人忧，笔者特别愿意被侵权，文章发表后看到越多的转载越高兴。对于百度文库的侵权，笔者认为大家不要单一思路去思考问题。百度文库是把双刃剑，会侵犯著作权人的权益，也能帮著作权人广泛传播，舞好这把剑要从一定高度全面理性审视，综合考虑、衡平各方面利益，建立和谐的解决机制，说不定也会出现意想不到的结果。
作者：王律师，电子邮箱：51662214@sohu.com。
建设工程合同当事人可以协议约定为由原告所在地法院管辖
汕头市达濠建筑总公司与湖南省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上诉案分析
一、案件要旨
上诉人汕头市达濠建筑总公司与被上诉人湖南省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及原审被告广州宜源软件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于本案管辖的协议条款约定了三个法院管辖，二审法院审理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只要当事人的协议管辖约定没有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则可以在书面合同中协议选择原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法经（1994）307号《关于合同双方当事人协议约定发生纠纷各自可向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如何确定管辖的复函》规定：“合同双方当事人约定：发生纠纷各自可向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该约定可认为是选择由原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如不违反有关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则该约定应为有效。”本案合同中，有关“合同在履行过程中产生争议时，三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向各自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约定，确实存在三方当事人都有可能作为原告分别向各自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的情形。但是本案一旦起诉，原告立即被特定化，从而排斥了另一方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故本案合同中协议管辖的约定，实质是选择原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因此，本案不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4条规定的情况，该协议管辖约定有效。况且，本案当事人关于协议管辖的约定没有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3条的规定，先立案的人民法院有管辖权。本案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法院立案在先，依法享有对本案的管辖权，受理本案符合法律规定。
本案要旨为，建设工程合同当事人为三方，合同关于案件管辖协议约定为由提起诉讼方所在地法院管辖的，虽然可能三方均为原告，但一旦一方提起诉讼，原告即被特定化，案件实质为原告方所在地管辖，若该协议不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则该协议约定有效，不违反法律规定。
本案争议焦点主要为，建设工程合同当事人为三方的，约定协议管辖由起诉方人民法院管辖的，该协议是否有效。二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合同中，有关“合同在履行过程中产生争议时，三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向各自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约定，确实存在三方当事人都有可能作为原告分别向各自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的情形。但是本案一旦起诉，原告立即被特定化，从而排斥了另一方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故本案合同中协议管辖的约定，实质是选择原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根据法律规定，该协议管辖约定有效。此外，法律规定先立案的人民法院有管辖权。本案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法院立案在先，依法享有对本案的管辖权，受理本案符合法律规定。
二、案件来源
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法院（2010）芦法民一初字第980号民事裁定，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株中法管终字第17号
三、基本案情
上诉人汕头市达濠建筑总公司与被上诉人湖南省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及原审被告广州宜源软件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一审裁定，向二审法院提出上诉。主要理由为：本案关于管辖的协议条款约定了三个法院管辖，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4条规定，选择管辖的协议无效。本案应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由被告所在地或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鉴于广州市是本案的合同履行地，请求撤销原审裁定，将本案移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审理。
四、法院审理
二审法院审查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只要当事人的协议管辖约定没有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则可以在书面合同中协议选择原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法经（1994）307号《关于合同双方当事人协议约定发生纠纷各自可向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如何确定管辖的复函》规定：“合同双方当事人约定：发生纠纷各自可向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该约定可认为是选择由原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如不违反有关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则该约定应为有效。”本案合同中，有关“合同在履行过程中产生争议时，三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向各自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约定，确实存在三方当事人都有可能作为原告分别向各自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的情形。但是本案一旦起诉，原告立即被特定化，从而排斥了另一方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故本案合同中协议管辖的约定，实质是选择原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正因为如此，最高人民法院才作出了上述复函。因此，本案不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4条规定的情况，该协议管辖约定有效。况且，本案当事人关于协议管辖的约定没有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3条的规定，先立案的人民法院有管辖权。本案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法院立案在先，依法享有对本案的管辖权，受理本案符合法律规定。
综上，上诉人汕头市达濠建筑总公司主张本案协议管辖的约定无效，应将本案移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八条和第一百五十四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五、与本案及类似案例相关的法规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十五条 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在书面合同中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
第三十五条 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诉讼，原告可以向其中一个人民法院起诉；原告向两个以上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的，由最先立案的人民法院管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合同双方当事人协议约定发生纠纷各自可向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如何确定管辖的复函》
（１９９４年１１月２７日 法经（１９９４）３０７号）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川法明传［１９９４］２１１号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合同双方当事人约定：发生纠纷各自可向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该约定可认为是选择由原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如不违反有关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则该约定应为有效。若当事人已分别向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则应由先立案的人民法院管辖；若立案时间难于分清先后，则应由两地人民法院协商解决；协商解决不了的，由它们的共同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
第二十四条 合同的双方当事人选择管辖的协议不明确或者选择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人民法院中的两个以上人民法院管辖的，选择管辖的协议无效，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确定管辖。
第三十三条 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诉讼，先立案的人民法院不得将案件移送给另一个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在立案前发现其他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已先立案的，不得重复立案，立案后发现其他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已先立案的，裁定将案件移送给先立案的人民法院。
（本文为原创作品，未经作者书面授权，禁止转载）
编者注：本文摘自北京建设工程与房地产专业律师唐湘凌编著的《中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例百案评析》。唐湘凌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硕士，从事法律职业十余年。其北京建设工程与房地产专业律师团队处理过大量涉及工程建设、房地产的法律事务，在该领域有丰富经验，欢迎委托处理该领域的法律事务（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38号北京国际中心；电话：186-0190-0636，邮箱：lawyernew@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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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取证权是律师践行正义的必要保证
杨涛
“有事找我律师”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人的的口头禅。但一直以来，律师调查取证权缺乏法律保障，和面对公检法机关不同的是，许多单位和个人以各种理由拒绝律师的调查。这种状况有望通过修改律师法得到改变。（《新京报》5月16日）
无论在民事、行政还是刑事诉讼中，律师的取查取证权利都非常有限。这一方面跟律师仅仅是提供法律的工作者，不享有公权力有关，更主要是法律的规定存在缺陷，这在刑事诉讼中更为明显。
刑事诉讼法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那么，从保障事实真相的查清以及程序正义的原理来看，这一规定应当理解为证人、被害人等知道案件情况的人向作为侦查机关的控方和被告人的辩护律师应当都有作证的义务。
然而，实践中，被害人、证人的这种作证的义务却往往异化为仅仅向司法机关作证的义务。因为，首先法律规定了证人、被害人应当向司法机关作证，并明确规定了司法机关向证人、被害人调查取证的各种程序；其次，司法机关拥有强大的公权力，对拒不作证特别是作伪证的证人有权采取剥夺其权利的措施，能保证其目的得以实现。而作为不享有公权力的法律工作者的律师，法律对其向被害人、证人取证设置了重重障碍。辩护律师要向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首先要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许可，并且要经作证人本人的同意；辩护律师向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要经他们的同意。由此可见，律师与司法机关的调查取证权严重的不对称。
但是，律师这种调查取证权的弱化，不仅意味着对律师执业权利的设置了障碍，更重要的是对公民权利的保障设置了障碍，不利于人权的保护。因为在刑事诉讼中，辩护律师为被告人辩护，是行使被告人权利的体现，进一步而言是帮助公民权利的得以实现。正如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陈兴良教所说，律师的权利不是国家的权力，也不是社会权利，而是公民个人权利的延伸。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弱化，不利于事实真相的发现，公民可能因此而蒙冤，近来出现的诸如佘祥林案、胥敬祥案等冤假错案，多少跟律师辩护权不能充分行使有相当关系。
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弱化，使用控辩之间力量进一步失衡，不利于程序正义的实现。法庭之间的控辩交锋，是拥有强大公权力的国家机关与势单力薄的被告人的一场博弈。因此，要让被告人能充分阐述自己的意见，要让其的辩护权得以充分行使，进而让其感受到这场审判不是国家对其权利的赤裸裸剥夺，而是一场公平与正义的审判，就必须保证其的辩护律师有充分的调查取证权，能提取到对其有利的事实和证据。律师拥有与司法机关对等的调查取证权，才能有可能与控方进行有效的博弈，从而使程序正义得以实现。
因此，赋予律师在刑事、民事、行政诉讼中以有效的调查取证权显得非常重要，这不仅有助于改变当前律师在诉讼特别是刑事诉讼中作为的空间狭小的境况，也能让司法机关在面对律师能有效获得证据的情形下增强其积极搜集证据和规范取证意识，更重要公民在面对国家的追诉时，能借助这种调查权使自己的合法权益得以保障。我们期待着，律师法在修改时能对律师调查取证权给予充分的法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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