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人大常委会


山东省地方史志工作条例

2005年9月29日山东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了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客观记载区域地情，系统积累、保存地方史志文献，服务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地方史志的组织编纂、管理和服务工作，适用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地方史志是指各级各类志书、年鉴及相关地情文献。
　　第三条 编纂地方史志应当遵循存真求实的原则，全面客观地反映当地自然与社会的历史和现状。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地方史志工作的领导，将地方史志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所需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史志工作机构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地方史志工作，具体承担下列任务：
　　(一)规划、协调地方史志工作；
　　(二)制定地方史志编纂业务规范；
　　(三)组织、检查、指导地方史志编纂工作；
　　(四)编纂、审查、验收有关地方史志稿件；
　　(五)征集、整理、保存地方史志文献，开展地方史志学术研究；
　　(六)宣传、推广地方史志成果，开展地情研究，建设地情文献库和地情文献网站，为公众读志用志提供服务；
　　(七)同级人民政府和上级业务部门交办的其他事项。
　　第六条 从事地方史志编纂业务的人员应当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和学术水平。
　　地方史志编纂工作应当吸收社会各界专家、学者参加。
　　第七条 以县级以上行政区划冠名的地方志、地方综合年鉴、综合地情文献，由同级人民政府史志工作机构按照规划组织编纂，其他组织和个人不得编纂出版。
　　第八条 省、设区的市、县(市、区)三级志书二十年左右编修一次，编纂任务由省人民政府统一部署。
　　第九条 人民政府史志工作机构可以向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公民征集有关地方史志资料，有关单位和公民应当为其提供便利。地方史志编纂机构可以对资料内容进行查阅、摘抄、复制。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以及不符合档案开放条件的除外。
　　地方史志资料所有人或者持有人不得故意提供虚假资料。
　　第十条 为执行本单位的地方史志编写任务或者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收集、积累的地方史志资料，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归档管理，任何人不得损毁或者据为己有。
　　第十一条 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史志工作机构应当根据全省地方史志工作规划，制定本行政区域的志书编纂方案，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史志工作机构批准后实施。
　　第十二条 承担省、设区的市、县(市、区)三级志书编写任务的部门、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应当根据地方史志工作规划，明确相关编写单位或者编写人员，拟定编写方案报同级人民政府史志工作机构批准后实施。
　　第十三条 省、设区的市、县(市、区)三级志书志稿实行分级申报、审查、验收制度。省志报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审定，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出版。
　　设区的市、县(市、区)的志书报上一级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审定，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出版。
　　县(市、区)志报省人民政府史志工作机构备案。
　　第十四条 以县级以上行政区划冠名的地方综合年鉴由同级人民政府史志工作机构组织编纂，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出版。
　　以县级以上行政区划冠名的综合地情文献由同级人民政府史志工作机构组织编纂。
　　第十五条 有关组织和单位可以自行组织编纂本条例第十三条、第十四条规定以外的志书、年鉴或者其他地情文献。编纂单位应当按照隶属关系或者注册登记关系报人民政府史志工作机构备案。
　　第十六条 承担地方史志编纂任务的部门和行业组织，可以根据地方史志工作规划对其管理单位的地方史志编写工作进行督导。
　　第十七条 编纂单位应当在地方史志出版后三十日内向当地和上级人民政府史志工作机构报送样书和电子文本。以县级以上行政区划冠名的地方志、地方综合年鉴、综合地情文献在编纂过程中形成的档案资料，应当移交同级国家综合档案馆保管。
　　第十八条 地方史志文献应当向社会公开，地情文献库应当向公众开放。
　　单位和个人可以免费利用地情文献库和地情文献网站查阅、摘抄地方史志文献。
　　第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史志工作机构按照管理权限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有关行政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或者纪律处分：
　　(一)擅自编纂出版以县级以上行政区划冠名的地方志、地方综合年鉴或者综合地情文献的；
　　(二)损毁单位所有或者持有的地方史志资料或者将其据为己有的；
　　(三)地方史志资料所有人或者持有人故意提供虚假资料的；
　　(四)未经审查、验收、批准将地方史志交付出版的；
　　(五)无故拖延、拒绝提供地方史志资料或者承担编写任务的；
　　(六)拒绝向上级人民政府史志工作机构报送地方史志文献的。有前款第(一)、 (二)项行为，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人民政府史志工作机构、地方史志资料所有或者持有单位和相关部门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二十条 本条例自2005年12月1日起施行。


监督监督者

杨涛


贾军英，这位太原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局长——“有幸荣登”为全国首位落马的省辖市检察院的反贪局局长——近日被山西省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犯受贿罪和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2万元，为中国的贪官榜上又添加了浓黑的一笔。不过，让我们感到震惊和最不能容忍的却不是其收受他人财物价值50余万元和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的犯罪事实，在贪官们的犯罪数额动辄以百万、千万计的今天，贾军英的区区50余万元实在是小巫见大巫，让我们感到震惊的吸引媒体眼球的是他的特殊身份——反贪局局长。
众所周知，在我们国家，检察院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而反贪局——反贪污贿赂工作局，是检察院下属的最重要的机构，直接承担着对贪污受贿等腐败犯罪进行侦查的职能。反贪的权力是最为前沿的对公权力进行法律监督的权力，在某种意义上讲是其他公权力之上的公权力，在反腐败斗争中可谓是重中之重。在长期的权力与权力的对话实践中，反贪局局长们也能最为真切地感受到他们手中权力给他们带来的荣耀，因此，一些反贪局局长自称反贪局为“天下第一局”也许是这种荣耀的最好写照。但是，反贪局局长带头腐败，社会将无从去寻找公平、正义和良心的保护者。因为，如果说一般官员的腐败是污染了水流，那么反贪败的人也腐败则是把水源污染了。所以，反贪局局长自身也腐败是最不能容忍。
然而，贾军英不是第一位也不是最后一位因为腐败而落马的反贪局局长。在他之前，去年12 月，贵州省贵阳市中级法院依法对贵州省检察院反贪局原局长刘国庆受贿一案进行公开宣判：以被告人刘国庆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１０万元，赃款予以没收、追缴。在他之后，今年6月，因成功查清“马向东”案而被中纪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8家单位荣记一等功的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省反贪局局长韩建林由于涉嫌违纪被免职，并被立案审查。
我们不能不为之而大声惊呼：反贪局局长们怎么了！现在也许到了我们好好地检讨反贪败的人、监督者为何也屡屡落马的时候了？
追根溯源，法律是由人来进行而不是神或者柏拉图所说的“哲学王”执行，而我们又不得不承认人性是有弱点，人心中总是隐藏着贪欲的魔鬼，权力会给人带来难以想象的诱惑，掌有权力者只要有缝隙便会千方百计去寻租，权力只有遇到边界才会停止。而反贪局局长们之所以为反腐败者，是因为他们是处于反腐败的位置，并非其先天具有道德上的优越性。因而，反腐败的人如果道德自律的失范和没有制度上的有力制约，又自认为掌有反腐败的权力、自认为持有较强的反侦查能力，一般人对他奈何不得，可以放松对自身的严格要求，那么，贪欲总是在有机会的时候就暴露出来。
因而，在现实中，我们总能看到，一些反腐败的人并未把查办腐败案件当作一项正义的事业，不是以一腔浩然正气去查办腐败案件，不是把查办腐败当作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正义事业，不是站在腐败分子势不两立的高度去查办腐败案件。而是要么因为有领导批示、交办，为完成领导的要求而查办腐败案件；要么是为了多出政绩，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目标考评而查办腐败案件；要么是多查办案件多追赃多返还，为单位小集体多出效益而查办腐败案件；要么是为这些掌有实权的腐败分子不敢小瞧自己，为自己今后谋私利提供更多方便而查办腐败案件；要么为打击政治对手而查办腐败案件。因而，一些那怕是被中纪委表彰的“反腐英雄”、 “反腐标兵”， 并不把腐败看作是可耻的事情，反而在反腐败斗争中看到腐败给人带来的好处，也热衷于搞腐败。贾军英也有不错的工作业绩，在全省反贪考核工作中，太原市反贪局连续5年第一，尤其是2002年，太原市反贪局获侦查、综合两项全省第一，然而，这一切并不妨碍他自己从事腐败。
反腐败走向误区、反贪败的人热衷于搞腐败关键在于我们的制度出了问题，权力具有易腐性，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权力只有受到监督和制约，腐败者才不能利用权力去从事腐败，从而也在道德上更加自律。然而，没有人可以否认反贪局局长们没有受到监督，他们上面有检察长，检察院之上有人大的监督，还有党委纪检委的监督，人民群众、社会舆论的监督。但是，事实上这些监督却没有发挥其强有力的作用让反贪局局长们在腐败面前望而却步，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们承认，反贪局局长是检察院下属的最重要的机构，反贪局局长在某种程度上掌有的权力并不亚于检察长，但是迄今为止，我们在用人上并没有建立对反贪局局长和反贪干警的特殊的人员遴选机制。反贪局局长的任用等同于检察院的其他中层领导，无须特殊的资格和道德上的要求，反贪局局长的任用不须公开选拔，不须公示，他们也不用向人大及其常委会报告工作和进行述职，不用接受人民代表的质询，相反的是一些地方领导意识到这个位置的重要性，千方百计随意安排自己的人担任，想方设法提高他们的政治地位（比如机构升格、局长进党组）。因而，反贪局局长和反贪干警在进入门槛之时起就要有更加严格的要求，要有更为严格的资格和高标准的道德要求，任职公示和报告工作、接受质询等相应的制度都要建立起来。
我们也承认，反贪的权力是最为前沿的对公权力进行法律监督的权力，是其他公权力之上的公权力，但是针对这种强力公权的制约却软弱无力。对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是自立、自侦、自捕、自诉、自撤，当然这里面也有检察机关的内部监督和上级监督，但这种自己人监督自己人的效果可想而知。因而，对于反贪局侦查的案件，必须引入法院的制约，对于这些案件的犯罪嫌疑人需要逮捕的，必须要由法院来审查批准。而对于群众举报的案件不立案及已经侦查的案件要撤案，必须接受群众和人大代表的监督，向他们说明理由，形成制度化。目前，最高人民检察院推行的人民监督员制度，也正朝这个方向努力。
此外，由于反贪局是反腐败机关，加之地方领导对于反贪工作的依赖，是干涉的多、监督的少，地方纪委由于工作联系与反贪局工作联系密切，也是监督乏力。因而群众举报他们的腐败问题，查处是异常的困难。因此，有必要在人大和纪委中建立一种针对反贪局工作人员腐败的必须建立特殊的调查和侦查机制，确保对于群众的举报能及时启动调查，监督者也不能逃脱监督。
美国开国元勋杰斐逊说：“没有一种权力可能超出其法律限制而不受其他权力的制约和约束。” 反贪局长们的权力只有受到法律的规制和其他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才能合法运行造福于人民。因而，监督监督者是我们永恒的命题。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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