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诉方式改革的非正当化倾向

顾苗

摘 要：公诉方式改革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的重要成果之一。但本文作者对这种公诉方式改革提出了质疑，认为上述改革并没有达到立法者预想的消除法官审前预断、加强法庭对抗和实现法官中立的目的，而且导致实践中检、法的冲突不断、庭审“伏击审判”，又增加了成本投入，浪费诉讼资源。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了自己的思路，即针对不同案件，建立起诉状一本主义和卷宗移送主义相结合的公诉方式，并废除庭后移送的规定。
关键词：公诉方式；复印件主义；主要证据；庭后移送
Discussion on improper tendency in the reform of indictment pattern of procuratorate

Abstract: Reform of procuratorate’s indictment pattern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achievements of revising criminal procedural law. But the author challenges the reform, believes that the reform don’t get the goals of the lawmakers have thought, such as, eliminates prejudge of judge, strengthens the confrontation in court, achieves neutrality of judge, but causes conflict between procuratorate and court, ambush trial in court, expanding the costs. On this basis, the author gives his opinion: establish an indictment pattern of exclusiveness of the bill of prosecution combining transfer of files in the light of different cases, and abolishing the prescription of transfer after court hearing.
Key words: indictment pattern；doctrine of duplicated documentation；main evidence； transfer after court hearing

一、公诉方式改革简介
公诉方式改革是指人民检察院公诉案件的步骤、程序和方法等方面在原有法律规定和司法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改造和变革。
1996年我国通过了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它的面世，是我国司法改革的重要成果之一，同时也标志着公诉方式由强职权主义向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相结合的道路上转变，初步形成了兼采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并存的诉讼结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表现就是彻底废除了弊端重重的全案卷宗移送制度，而是兼顾中国国情，采用了一种介于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之间的卷宗移送制度，我们称之为“复印件主义”，也即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50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提起公诉的案件进行审查后，对于起诉书中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并且附有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的，应当决定开庭审判。”对照原刑事诉讼法第108条的规定，我们能看到改革的要点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1、对于移送公诉的案件的证明要求不再是“犯罪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而是只要求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并附有相关证据目录即可；2、对于移送公诉的案件材料，不再要求全部是案卷材料，而只需移送有关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及主要证据材料的复印件或者照片；3、人民法院对于移送案卷材料审查后的处理，规定符合开庭条件的，应当决定开庭审理，而废除了可以退回人民检察院补充侦查和可以要求人民检察院撤回起诉的规定。[1]
二、现行公诉方式评述
（一）现行公诉方式实现的诉讼功能
对于这种颇具中国特色的公诉方式，立法者及学术界对此均给予了较高评价，一般认为它至少可实现以下几个功能：
1、适应了我国当前的庭审改革，有利于纠正法官“先定后审”、“先判后审”和庭审走过场的错误倾向。
由于缩小了移送案卷材料的范围，只移送主要证据复印件或照片等，使法官虽然可以了解犯罪行为已有证据证明并决定开庭，但是，仅据这些材料又不能足以形成主观预断，只有通过法庭举证、双方质证、辩论等活动，才能对证据是否确实、充分做出正确判断，从而促使法官产生更加认真地、有针对性地进行调查、核实证据的强烈愿望和责任心，防止庭前产生预断的可能性，进而真正实现法官的居中公断；
2、贯彻了言词原则和实现了法庭辩论，增加抗辩双方的对抗性，切实做到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保证办案质量。
辩证法指出，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只有经过对立双方对抗、争辩，才能揭露出事物的本质。审判也是这样，只有经过控辩双方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出足够的证据并与对方相抗争、辩驳，才能使站在第三者地位的法官明辨是非、查明事实真相。因此，法律规定起诉机关不移送全部案卷材料，既可以使法官站在公正的立场上细心听取控辩双方提供的证据，也可以增强辩方敢于大胆辩护、大胆反驳的自信心和责任感，还可以促使公诉人积极举证、履行控诉职责，从而使法庭审判增强对抗性。
3、保证了法官审判案件的公正性，保障了判决的正确性。
法官这一身份，决定他在控辩双方之间应该保持同等距离，不偏不倚，用一句形象的语言说，法官与控辩双方的距离应是等腰三角形而不是钝角、锐角或直角三角形，更不是与公诉方重合与辩护方成垂直的“丁”字型。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兼听则明”，以保证判决或裁定的客观公正性。[2]改革后的公诉方式可以做到这一点：法官庭前没有查阅案卷材料和调查、询问，对案件尚未产生预断，因此他就完全可能成为案件的公正裁判者。
不可否认，在一些案件中，上述修改确实起到了立法者当初所希望看到的结果。但我们也看到大量的事实证明，上述理想功能很多时候不过是我们的一厢情愿罢了，司法实践中所遇到的问题不得不令我们重新审视我们的公诉方式改革。
（二）现行公诉方式存在的主要问题：
1、刑事诉讼法及相应的司法解释未对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时的“主要证据”范
围做出严格、协调一致的限定，冲突不断。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高法（解释）］第116条规定，主要证据包括：（1）起诉书中涉及的刑事诉讼法第42条规定的证据种类中的主要证据；（2）同种类多个证据中被确定为主要证据的；如果某一类证据中只有一个证据，该证据即为主要证据；（3）作为法定量刑情节的自首、立功、累犯、中止、未遂、防卫过当等证据。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以下简称高检（规则）]第283条规定，主要证据包括：（1）起诉书中涉及的各种证据种类中的主要证据；（2）多个同种类证据中被确定为“主要证据”的；（3）作为法定量刑情节的自首、立功、累犯、中止、未遂、防卫过当的证据。并且进一步规定对于主要证据为书证、证人证言笔录、被害人陈述笔录、被告人供述与辩解或者勘验、检查笔录的，可以只复印其中与证明被告人构成犯罪有关的部分，鉴定书可以只复印鉴定结论部分。显然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对主要证据范围问题的规定比最高人民检察院所做的规定宽泛的多。而作为折衷产物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联合发布的《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六部委规定》]第36条则规定主要证据包括：（1）起诉书中涉及的各种证据种类中的主要证据；（2）多个同种类证据中被确定为“主要证据”的；（3）作为法定量刑情节的自首、立功、累犯、中止、未遂、防卫过当的证据。同时又规定，人民检察院针对具体案件移送起诉时，主要证据由人民检察院根据以上规定确定。完全将诉讼实务中具体案件的“主要证据”范围的确定权交给了人民检察院，使得在具体案件中，司法规定的主要证据范围如同虚设，人民检察院完全根据自己意思移送主要证据的复印件或者照片，检、法冲突不断，严重的影响了诉讼的顺利进行。[3]
2、 人民检察院在移送起诉时权力过大，辩方不得不经常面对“伏击审判”，辩
护权受到严重削弱。
由于《六部委规定》赋予了人民检察院在移送起诉时根据案件情况决定“主要
证据”范围的权力，因此代表国家行使公诉权的人民检察院在移送起诉时，往往把一些关键证据并不完全移送到人民法院，而是在法庭审理过程中突然出示出这些有杀伤力的证据，使庭审变成“伏击审判”,使本已处于弱势地位的辩护律师和被告人措手不及，从而达到出奇制胜的目的。特别是在一些诸如毒品鉴定、税务鉴定和法医鉴定等包括技术性鉴定材料的案件中。在这种情况下，辩护律师的阅卷权被剥夺殆尽，先悉权无法得到保证，抗辩能力严重削弱，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控方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往往只提供被告人口供、部分证人的证言，而且掐头去尾，让辩护律师无法全面地了解案情。”[4]
3、法官的审前预断仍然无法避免，庭审方式改革受到严重挑战。
由于人民检察院享有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决定主要证据的权力，因此其在移送起诉时可以名正言顺的进行法律规避，只向人民法院移送有利于己方的控诉证据。这样合议庭在庭审前只接触有罪证据，仍不可避免地产生被告人就是罪犯的预断，致使合议庭在庭审过程中就有意无意地将实体真实的杠杆向控方倾斜，只采信被告人有罪与罪重的证据，而难以听取辩护意见。所以在这种所谓的“复印件主义”公诉模式下，依然没有彻底摆脱控诉一方的影响力，虽然不至于如同先前那样“先判后审”，但法官内心的审前预断和偏见依然是在所难免，致使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所确定的抗辩式庭审如同“新瓶装老酒”，没有达到其预想的目的，甚至雪上加霜。对此，我国有学者曾一针见血的指出：“较之原有方式，目前这种阅览主要证据的做法似乎更容易造成法官预断的扭曲。”[5]
4、 浪费诉讼资源，增加了成本投入，与诉讼效益原则相违背。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复印件主义”的确立，没有发挥防止法官预断的预期效果，而且又产生一个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弊端：浪费诉讼资源，违背诉讼经济原则。根据司法实践，主要证据复印件在法院审查完毕后，往往被作为废纸予以销毁。有学者根据一定的标准，计算得出1998年全国检察机关用于复印主要证据材料的成本为1388万元以上，也即1998年全国每个检察院用于复印主要证据材料的费用至少在数千元或者上万元以上。[6]在当前很多检察院都面临办案经费紧张的情况下，每年将一笔如此巨大的开支投入到这种制度上，显非明智之举。特别是对一些贫困地区的检察院，由于缺乏经费购置复印设备，往往只能采取以下几种做法应付：（1）重蹈原卷宗移送主义的覆辙，将整个案卷材料一并移送法院；（2）象征性的复印几份主要证据，然后连同有关证据一并移送法院；（3）在提起公诉时挑灯夜战，将案件中主要证据重新抄写一遍，人为的增加工作量。即使在发达地区，检察机关对此做法也颇多非议。
因此，刑事诉讼法对公诉方式的改革不但没有达到防止法官预断的目的，而且在司法实践中又滋生新的弊端，与改革的初衷相去甚远。对此，笔者以为，应当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进行探讨并使其得以解决，并应坚持一定的原则。
三、公诉方式改革的原则和构想
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事物都是唯物的、辨证的。所谓唯物的就是要尊重实际存在的客观事实，一切从实际出发；所谓辨证的是指任何事物都有普遍性和特殊性，特殊性寓于普遍性之中，解决具有特殊性的问题必须特殊对待。在刑事诉讼中亦应如此。为此，笔者认为，在公诉方式的变革问题上，既要考虑到我国公诉方式的强职权主义的传统，又要照顾当前这样一个客观事实：刑事案件的发案率长期居高不下，重大、复杂、恶性案件大幅度上升；审判人员的业务素质和审判水平虽然较以前有所提高，对目前的庭审改革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仍离改革目标相去甚远。有鉴于此，笔者在此不揣冒昧，提出公诉方式改革的下列原则和构想：
（一） 起诉书一本主义和卷宗移送主义相结合的原则
众所周知，刑事案件的情况十分复杂，有的是一人犯一罪，有的是一人犯数罪；有的是数人犯一罪，有的是数人犯数罪；有的是犯罪情节一般、后果不严重，有的是犯罪情节严重，后果严重；有的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有的则是案件事实不清，证据存在瑕疵，等等情况。所有这些，笔者以为，人民检察院在公诉方式上，应当区别不同情况，分别对待。
统计资料表明，绝大多数公诉案件是情节一般，后果不太严重的案件，如盗窃罪、诈骗罪、伤害罪、等等。这些案件占到全部刑事案件的60%以上。对于这些公诉案件，笔者以为，采取起诉状一本主义的公诉方式就能满足庭审的需要。这是因为，我国的审判人员较之以前，业务素质和审判水平已有较大提高，而且对庭审改革也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审判人员根据公诉机关移送的内容充分的起诉状和控辩双方的辩论，凭借自己的审判水平和对庭审的驾驭能力，经过一次或二次开庭审理，就能查明事实并依法做出判决。而没有必要像《刑事诉讼法》第150条规定的那样，在提起公诉时“移送主要证据的复印件或照片”。
除了上述案件以外的重大、复杂或者疑难案件，因其情况特殊，要求法院在移送的主要证据的复印件或照片的基础上，在法定的一审审判期限内，通过一次或二次开庭审理，查证全部案情，做出判决是有点勉为其难。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我国各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委员会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49条的规定，对于重大、复杂、疑难案件实际上拥有判决权，但审判委员会的成员通常并不直接参与法庭审理，因此这类案件仅移送主要证据的复印件或照片，只能让审判委员会的判决“跟着感觉走”，对被告人的公正何在？所以笔者主张，对这类案件应当移送全部案卷材料，既可以避免公诉机关在提起公诉时，只移送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又可以尽快查清案件事实，提高法庭的审判效率，而更重要的一点，它可以做到使被告人获得比当前公诉方式下更为公正的审判。
（二） 关于取消庭后案卷移送的规定的构想
庭后移送，是指法庭开庭审理案件以后，对法庭出示的证据及其他案卷材料是否移送及移送的时间、方式等问题。从世界各国的有关立法来看，关于庭后卷证材料的移送问题，通常未作任何规定，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对此也未作明确规定。但高法（解释）和高检（规则）对此问题都作了具体规定。高法（解释）第175条规定：“对于当庭出示、宣读的证据，审判长宣布休庭后，合议庭应当与提供证据的公诉人、辩护人等办理交接手续。”第176条又规定：“被告人最后陈述，审判长宣布休庭后，人民检察院应当在休庭后三日内，将当庭出示的证据以外的其他全部案卷和证据材料移送人民法院。”而高检（规则）第308条规定：“在法庭中出示、宣读、播放的证据材料应当在法庭审理完毕休庭后将证据的复印件和复制件交给合议庭。”第309条又规定：“人民检察院在休庭三日内，应当将诉讼文书移送人民法院。”由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对移送的案卷材料除了是原件还是复印件、复制件的不同之外，对庭后移送的规定，高法（解释）和高检（规则）并无本质区别。
笔者认为，应当取消庭后案卷移送的规定。其理由主要是：
1、 该条规定于法无据。
刑事诉讼法虽然在第150条规定了庭前移送材料的范围，但对于庭后移送问题，未作任何规定。在总则部分未作规定，在分则审判程序中也未作任何要求，而且上述规定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移送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的规定也有冲突。
2、该条规定必然造成庭审改革功败垂成，无法实现庭审改革的目标。
按照立法者和部分学者的观点，现行公诉方式具有下列优点：能避免法官的审前预断，防止先定后审；能贯彻言词原则，强化法庭辩论，加强控辩双方对抗性；能实现法官的中立性，保证判决的正确性。但规定庭后移送以后，庭审可以照样走过场，只不过由原来的“先定后审”改为庭后的“书面审”，法官仍然可以忽视法庭审判，而依赖于庭后公诉机关移送的案卷材料，并据此做出判决。特别是在移送的材料中，假如法官采纳了未当庭宣读、出示，没有经过法庭调查核实的证据材料作为定案根据，这不仅未达到完善程序公正性的目标，而且限制和剥夺了辩护方辩护权这一基本的权利。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广西壮族自治区艾滋病防治办法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8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艾滋病防治办法》已经2004年12月24日自治区第十届人民政府第25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04年2月1日起施行。
　　
　　　　　　　　　　　　　　　　　　　　　　　　　　　　　　　　　自治区主席　陆兵
　　　　　　　　　　　　　　　　　　　　　　　　　　　　　　 二00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艾滋病防治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预防与控制艾滋病的传播和蔓延，保障公众健康，促进经济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结合本自治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本自治区行政区域内的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和其他组织及个人，必须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领导艾滋病防治工作，建立目标管理考核责任制，并组织艾滋病防治规划的实施。
　　艾滋病防治工作必须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实行政府统一领导、部门分工负责、全社会参与的原则，采取综合防治措施，加强宣传教育和行为引导。
　　第四条　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艾滋病防治工作。
　　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医疗机构承担本行政区域内的艾滋病监测、流行病学调查、疫情报告、医疗救治等业务工作。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
　　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在各自职责范围内配合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给予必要的帮助和扶持。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及其亲属，不得剥夺其生活、学习和工作的权利。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应当遵守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故意传播艾滋病或者扰乱社会秩序。
　　

第二章　监测与疫情报告

　　
　　第七条　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建立健全艾滋病综合监测和信息报告网络。
　　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当利用监测网络开展艾滋病主动监测，并对高危人群和重点地区的一般人群进行筛查或者专题调查。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当对被羁押或者被监管的吸毒、贩毒、卖淫、嫖娼人员定期进行艾滋病监测。
　　第八条　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组织开展本行政区域内的艾滋病免费自愿咨询检测工作，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医疗机构负责具体实施。
　　医疗机构应当对自愿进行婚前医学检查的人员提供预防艾滋病医学咨询，并根据自愿原则进行艾滋病血清学检测。
　　医疗机构应当对自愿进行艾滋病血清学检测的孕妇实行免费检测，并对已经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孕产妇提供阻断母婴传播的医学服务。
　　第九条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采供血机构和艾滋病检测实验室及其执行职务的人员应当按照疫情报告属地管理原则和国家有关规定，向所在地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或者疑似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疑似艾滋病病人。
　　第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隐瞒、谎报、缓报艾滋病疫情，不得阻止、干扰疫情报告工作。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义务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保密，不得泄露其姓名、住址、工作单位和病史等信息。
　　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应当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定期通报或者公布本行政区域内的艾滋病疫情信息。
　　

第三章　预防与控制

　　
　　第十二条　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等行政部门应当提高大众媒体对艾滋病防治知识的宣传频度，扩大宣传教育覆盖面。
　　报刊、互联网站和新闻媒介等单位应当设置艾滋病防治相关知识的宣传栏目，定期发布或者刊登艾滋病防治信息及其相关知识，并按规定无偿刊登或者播放宣传艾滋病防治知识的公益性广告。
　　第十三条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应当把预防艾滋病、毒品危害和青春期性健康知识纳入学校健康教育教程，并加强督查。
　　初级中学、普通高级中学和中等职业学校、高等院校应当将艾滋病防治知识列入健康教育课程，并按规定保证课时。
　　医学院校应当加强预防艾滋病医学教育和科学研究，对在校学生以及其他艾滋病防治相关人员进行预防医学教育和培训，为艾滋病防治工作提供技术支持。
　　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民政行政部门应当组织村（居）民委员会开展艾滋病防治知识的宣传教育，协助卫生行政部门对救助管理站的受助人员进行宣传教育和开展艾滋病监测工作。
　　第十五条　文化行政部门应当组织或者会同有关部门通过多种形式向社会公众传播预防控制艾滋病信息，并对文化娱乐场所开展艾滋病防治宣传教育工作进行监督检查。
　　第十六条　铁路、交通、民航等部门应当在车站、码头、机场、交通工具等场所利用多种形式做好艾滋病防治知识的宣传，并配合卫生行政部门做好文滋病监测工作。
　　有关部门在城镇的主要道路设置宣传艾滋病防治知识的公益性广告或者专栏的，建设、工商等行政部门应当给予配合和支持。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应当结合计划生青技术服务工作，开展推广使用安全套预防艾滋病的宣传教育。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科技行政部门应当组织开展经常性艾滋病防治知识的科普活动，普及预防艾滋病科学知识。
　　第十九条　公安、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对关押或者收容的吸毒、贩毒、卖淫、嫖娼人员进行预防艾滋病的宣传教育，并配合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进行艾滋病监测及防治工作。
　　第二十条　司法行政部门对刑满释放或者假释人员、解除劳动教养人员中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者艾滋病病人，应当及时通知其居住地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第二十一条　宾馆、饭店、旅店、招待所、美容美发店、歌舞娱乐场、桑拿浴室、按摩足浴室等经营单位应当对其从业人员进行艾滋病防治知识的教育，并组织进行健康体检。
　　上述经营单位按照《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需取得健康合格证的从业人员，应当定期进行艾滋病血清学检测。
　　第二十二条　宾馆、饭店、旅店、招待所、美容美发店、歌舞娱乐场、桑拿浴室、按摩足浴室等经营单位应当在其营业场所设置艾滋病防治知识的宣传专栏，并配合做好摆放安全套或者设置安全套发售设施的工作。
　　车站、码头、机场、旅游景区（景点）等流动人员集中的场所，其经营单位应当配合做好设置安全套发售设施的工作。
　　预防艾滋病安全套发放和设置发售设施的具体管理措施，由自治区卫生行政部门会同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食品药品监督管理行政部门另行制定。
　　第二十三条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医疗机构应当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在吸毒人群比较集中的地区开展美沙酮等口服药物维持治疗，并接受同级卫生、公安、食品药品监督管理行政部门的监督。
　　第二十四条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和药品经营企业应当按照国家和自治区的有关规定，在吸毒导致艾滋病传播比较严重的地区有计划地开展清洁针具交换和供应工作。
　　第二十五条　采供血机构和血液制品生产企业应当严格执行国家和自治区的有关规定，禁止采集、生产和使用艾滋病血清学检测呈阳性的血液和血液制品。
　　第二十六条　用于人体的组织、器官、细胞、骨髓、精液等应当进行艾滋病血清学检测，检测呈阳性的，禁止采集或者使用。
　　禁止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捐献人体组织、器官、细胞、骨髓、精液。
　　第二十七条　公安、司法行政部门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采供血机构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艾滋病标准防护原则，对其工作人员采取防护措施；对履行职务活动中发生艾滋病职业暴露的人员，应当按照国家制定的应急预案采取应急处置。
　　发生艾滋病职业暴露的部门或者机构应当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对艾滋病职业暴露人员的情况进行登记并逐级上报。
　　

第四章　医疗救治

　　
　　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建立艾滋病救治网络，并纳入公共卫生体系建设范畴，满足艾滋病病人的救治需要。
　　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医疗机构应当按自治区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分级负责和职责分工，落实艾滋病诊断、治疗、培训｜、咨询和技术指导工作。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应当成立艾滋病治疗专家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艾滋病抗病毒治疗的技术指导。
　　艾滋病病人免费抗病毒治疗实行属地治疗原则，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医疗机构应当按国家诊断标准与治疗技术规范，开展艾滋病诊断和治疗。
　　第三十条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需要抗病毒治疗、阻断母婴传播以外的其他医疗服务，医疗机构不得以任何理由推语或者拒绝接诊。
　　第三十一条　医疗机构应当严格遵守医疗技术操作规程和消毒管理制度，对介入人体和可能造成皮肤、粘膜破损的医疗器械必须消毒合格后使用，防止艾滋病的医源性传播。
　　医疗机构应当使用一次性输液器、注射器或者自毁性注射器，并按规定进行毁型、消毒和回收。
　　

第五章　保障措施

　　
　　第三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艾滋病防治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并保障本行政区域内艾滋病预防、控制、宣传、监测和监督工作日常经费及其基本设施的投入。
　　自治区卫生行政部门会同自治区有关部门，根据艾滋病疫情传播情况，确定全区艾滋病预防、控制、救治、监测、预测、预警、监督检查等项目。自治区财政对贫困地区实施重大艾滋病防治项目给予财政补助。
　　市、县（区）人民政府根据本行政区域内艾滋病传播趋势，在胁，自治区卫生行政部门确定的项目范围内，确定艾滋病预防、控制、救治、监督等项目，并保障项目的实施经费。
　　第三十三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对边远地区、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艾滋病防治工作给予重点扶持。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城市社区、农村基层艾滋病防治工作及其专项宣传工作经费。
　　县级以上财政、审计、监察、卫生等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艾滋病防治经费和专项资金的管理与监督，保证专款专用，禁止侵占和挪用。
　　第三十四条　艾滋病传播严重的贫困地区的艾滋病初筛试剂费用由自治区人民政府安排，其他地区艾滋病初筛试剂费用由自治区、设区的市和县级人民政府共同负担；咨询室建立、试剂管理、培训和宣传及其他艾滋病咨询检测相关费用，由自治区、设区的市和县级人民政府合理安排。免费自愿咨询检测的费用由卫生行政部门统筹安排使用。
　　第三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直接接触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医疗E生人员和从事艾滋病病毒实验检验的工作人员，可视财力给予一定津贴。具体办法由自治区财政行政部门会同自治区卫生行政部门另行制定。
　　对因职业暴露感染艾滋病病毒、致病或者死亡的人员，应当按照国家或者自治区的有关规定给予补助和抚恤。
　　第三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向农村和城镇经济困难的艾滋病病人提供免费抗病毒治疗药品，对经济困难的艾滋病病人的抗机会性感染治疗药品费用及相关检测费用给予适当减免。具体减免办法由自治区财政行政部门会同自治区卫生行政部门另行制定。
　　第三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支持社会各界用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的诊疗、护理以及建立关爱场所和志愿者服务组织的捐资捐物活动，并积极支持有关社会团体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
　　第三十八条　县级以上发展和改革行政部门应当会同同级财政、卫生、公安、司法、人口和计划生育、科技、食品药品监督管理行政部门制定本级政府的艾滋病防治规划，并对艾滋病防治机构和科研机构所需基本建设投资列入基本建设计划。
　　第三十九条　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合理规划和设置抗艾滋病病毒的药品储备点。
　　第四十条　自治区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应当按照国家相关政策规定和基本医疗保险用药原则、诊疗范围及医疗服务设施标准，会同同级卫生、财政等行政部门，将艾滋病抗病毒药品纳入自治区基本医疗保险报销目录，把艾滋病诊疗项目及时列入基本医疗诊断、治疗范围并制定相应的医疗服务设施标准。
　　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将抗病毒治疗药品品种纳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报销目录和医疗救治支出范围。
　　第四十一条　科技、卫生、食品药品监督管理行政部门应当将艾滋病防治研究列为重点科技攻关项目，积极开展对外技术交流与项目合作，促进艾滋病防治药物、制品和社会学干预技术的研究、开发、应用及其成果转化与推广。
　　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积极参与国际社会防治艾滋病活动。
　　第四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目标管理考核绩效评估和督查工作机制，并定期对有关部门艾滋病防治工作情况进行督查和考核。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法制部门应当对本级政府有关部门和下一级人民政府贯彻实施艾滋病防治法律、法规、规章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未依照本办法规定履行职责的，由上级人民政府责令改正，通报批评：造成艾滋病传播、蔓延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四条　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违反本办法规定，未依法履行职责的，由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卫生行政部门责令改正，通报批评；造成艾滋病传播、蔓延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未依照本办法规定履行艾滋病防治和保障职责的，由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责溜改正，通报批评；造成艾滋病传播、蔓延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六条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有下列违法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通报批评，给予警告；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降级、撤职、开除的处分，并可以依法吊销有关责任人员的执业证书：
　　（一）未依法履行艾滋病监测职责的；
　　（二）未依法履行艾滋病疫情报告、通报职责，或者隐瞒、谎报、缓报艾滋病疫情的；
　　（三）未主动收集艾滋病疫情信息，或者对艾滋病疫情信息和疫情报告未及时进行分析、调查、核实的；
　　（四）发现艾滋病疫情时，未依据职责及时采取本办法规定措施的；
　　（五）故意世露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者艾滋病病人个人信息的；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违法行为。
　　第四十七条　医疗机构有下列违法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降级、撤职、开除的处分，并可以依法吊销有关责任人员的执业证书：
　　（一）未按规定承担本单位艾滋病预防控制工作和责任区域内的艾滋病防治工作的；
　　（二）未按规定报告艾滋病疫情，或者隐瞒、谎报、缓报艾滋病疫情的；
　　（三）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者艾滋病病人未按规定提供医疗救治、接诊、转诊，或者拒绝接诊、转诊的；
　　（四）未按规定对本单位内被艾滋病病原污染的场所、物品以及医疗废物实施消毒或者无害化处置的；
　　（五）未按规定对医疗器械进行消毒，或者对按规定一次使用的医疗器械未予销毁，再次使用的；
　　（六）在医疗诊治过程中未按规定保管医疗记录资料的；
　　（七）故意泄露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者艾滋病病人个人信息的；
　　（八）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违法行为。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对经营单位处以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对未取得健康合格证的从业人员责令进行检查，并处1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并处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3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二条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故意传播艾滋病或者以艾滋病为借口扰乱、危害社会秩序的，由公安机关依法进行处理。
　　第五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本办法自2005年2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