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观我国近几年司法解释(2000-2005)
--四川精济律师事务所 何宁湘律师

　　[ 前面的话 ]
　　2005年即将从我们身边流过...逝去... 回头看一下，进入21世纪一转眼就过去5、6个年头，借年末盘点的机会，审视最高人民法院近六年来的司法解释，或许对法律人、普通百姓会有某些收获......

　　一、年度内司法解释的发布数量
　　1、试2000年至2005年数据为例（见下表），从绝对出台件数看，是逐年大幅减少，平均年度递减约17%。其中，2005年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载明“法释”的，本文内同）为15件，比较2000年的48件，减少了近68%。这是一个可喜的趋势，它表明，基于我国民主法制进程向正确的方向运行，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努力与自律，有效扼制了以司法解释造法，代替立法的“习惯”与惯性，想必社会公众并不希望司法解释减少的趋势出现反弹。
　　2、司法解释的件数确确实实大幅度减少，但我们也清楚地看到，相对数量角度，大量的司法文件以及地方法院的司法文件在审判虽被广泛适用，这类解释性司法文件的数量也大体上与司法解释数量相当，有些年度中甚至超过司法解释的数量。


年度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司法解释 48 35 43 31 21 15
　司法文件(公开) 31 28 31 31 35 26
　解释性司法文件(公开) 23 21 23 26 28 18


　　注上表中：
　　1、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或者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文件文号注明“法释”或“高检发释”的文件。
　　2、司法文件——是指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或最高人民法院网载明“司法文件”的文件，它不同与最高人民法院网中的“司法行政文件”的文件。
　　3、解释性司法文件——最高人民法院官员、审判法官、司法解释或司法文件的起草者的，由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的专著或年度司法解释汇编等书刊上被称“解释性”司法文件，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各专业审判庭、政治研究室所作出的解释、解答、答复以及复函等。
　　4、公开——这里专指公众在当年度可以在报刊、杂志、网站上阅读或查阅的司法解释与司法文件，不包括次年后最高人民法院主编的汇编中的文件。
　　5、表中数据——这里以公众在当年度可以在报刊、杂志、网站上阅读或查阅到的司法解释与司法文件的件数进行的简单统计，不包括次年后最高人民法院主编的汇编中的文件数，更不包括法院内部司法文件数。

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与司法文件...
　　1、司法解释的基本情况：
　　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的《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是至今为止涉及法律解释内容方面的唯一权威的法定依据。该《决议》限定：凡属于法律、法令条文本身需要进一步明确界限或作补充规定的，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解释；凡属于法院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检察院在检查工作中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进行解释；凡不属于审判、检察工作中的其他法律、法令具体应用的问题，由国务院及主管部门进行解释（本文不涉及行政解释或地方法规解释权的享有与级别）上述规定从法律的限定性上对我国的法律解释体系给予了原则性的划分；即将我国的法律解释范围划分为法律解释、司法解释、行政解释三个部分（本文不涉及司法解释与行政解释之间效力关系）。
　　不可否认，司法解释我国的法律制度独有的体制。法律即使再完备，也难以避免法律漏洞现象。在法律存在漏洞的情况下，司法解释具有填补漏洞的作用。由于法律规则是对复杂的社会现象进行归纳、总结而作出的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因此人们对规则的含义常常有可能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理解，而每一个法官在将抽象的规则运用于具体案件的时候，也都要对法律规则的内涵及适用的范围根据自身的理解作出判断。因此，法律解释对任何法律的适用都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在审判与司法过程中，更需要对法律规范作出明确的解释，从而正确地适用法律和公正地裁判案件。
　　《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并未对司法解释以什么样的文体、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作出具体规定，这就意味着，司法解释没有形式上的法律限制。在1997年7月1日以前，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司法解释的文种与文号可谓“五花八门”，司法解释的文体包含决定、纪要、解释、意见、通知、答复、规定等近二十余种，甚至有的还以电话、传真、电报等形式制发司法解释性文件。关于司法解释的名称，虽然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若干规定》，司法解释必须经过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可事实上许多司法解释及其具有司法解释效力的规范性文件并没有经过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而且在最高人民法院编印的《司法解释全集》中不仅有经过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的司法解释，而且绝大多数是未经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的其他规范性文件。此外，在司法解释发布的形式上，也很不规范，缺少章法，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司法解释都是以最高人民法院的文件从内部下发或者在机关刊物（如《人民司法》、《司法文件选》）上刊登供各级法院使用，直到1985年《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创刊后，才有一部分（不是全部）司法解释在《公报》上刊登或者在《人民法院报》、《法制日报》上发表。使得我国司法解释不仅仅在制度上赋有了完全的独有性，且统一司法的制度下，司法解释又具有浓厚的垄断性与隐密性。


(1)、在1997年7月1日前司法解释与司法文件在文体与文号上共享一体。
　　(2)、文号主要依“法发[××××]××号”与“法复[××××]××号”等规则编号。其中：“法发”用于总类、“法复”用于批复；“[××××]”为年号，“××号”为文件序号；由此也可以看出司法解释与司法文件在1997年7月1日前是无区别的，或者说“司法解释是当时司法文件中的一种”。
　　(3)、无法从文体与文号上区别司法解释与司法文件，只是“批复”与“解释”可能得以区分，但实际上在1997年7月1日前，也有“批复”为纯司法文件。
　　自1997年6月23日公布，1997年7月1日开始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若干规定》起，司法解释的文体固定为三种形式：
　　“解释”——对于如何应用某一法律或者对某一类案件、某一类问题如何适用法律所作的规定，采用“解释”的形式。
　　“规定”——其中根据审判工作需要，对于审判工作提出的规范、意见，采用“规定”的形式。
　　“批复”——对于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就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请示所作的答复，采用“批复”的形式。
　　文号统一为“法释[××××]××号”。
　　2、司法解释的效力：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司法解释”，第四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并发布的司法解释，具有法律效力。” 显然，司法文件没有这样的法律效力。但2005年的司法文件中，最高人民法院以·法发[2005]6号·于2005年4月5日下发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提供司法救助的规定(2005修订)》，这是“规定”显然已混同于司法解释三种文体中的“规定”。又于2005年6月8日同样以“法发”文号·法发[2005]8号·下发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司法文件，以“意见”这样的文体的司法文件来解决、来规定抢劫、抢夺刑事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与司法解释没有任何本质的区别，只是文号不一样罢了，最高人民法院这样的做法显然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3、司法解释与司法文件：
　　2000年3月15日公布，2000年7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对法律、法规的解释都设有专章规定，依据《立法法》的基本原则，2001年国务院同时制定了《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和《规章制定程序条例》进一步规范了行政解释的法定程序与规范内容。然而，针对国家司法审判、检察业务里发挥特殊作用，为具体实施、应用法律的问题而制订的“司法解释”领域内的相关法定依据与严格规范却显得较为零散与一般，这种状况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地位不相适应。
　　不可否认，在现实司法活动中，司法解释是非常重要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它在目前我国的司法活动中，甚至法制活动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法的司法解释作用。近年来伴随国家立法步伐的加快，作为具有法律效力的司法解释在内容与涉及范围上日益扩大，出现了“超前”的“立法”性质，社会各界对此反响较大，同时由于司法解释太多，也形成了基层法院、法官们适用上的麻木。此与同时，在另一个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又出台了大量的司法文件，对于司法文件，除按照1997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若干规定》统一编号规则来区分外，如发布司法解释时不公布文号，就无法认识它是司法解释还是司法文件，在理解其基本定义时也缺乏必要的准确性，司法文件类别称呼上缺乏规范性，普遍混称为司法文件（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用语）、司法解释性文件（最高人民法院的专著与汇编用语）、司法行政文件（最高人民法院网用语）、司法工作文件等等。
　　在法律效力方面，有司法解释代替基本法、司法文件代替司法解释的实践取向误区。司法文件具有行政执行效力，却不具有司法审判上的法律效力，现状是，它不但大量涉及审判以及法律适用问题，且它以法院内部行政力为后盾，虽然它在效力不能同司法解释相比，但它仍被人民法院，尤其基层法院所执行，有时甚至其执行效力远远超过司法解释，有时甚至是明知司法解释或司法文件存在着瑕疵、错误或冲突也得执行。而大多数公开的司法文件，人民群众往往不易认识司法文件的效力，加之司法文件又往往不公开，即使公开的也要相当长的滞后期，以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公布的司法文件为例，至少要滞后 1-6个月，这种长期以司法文件指导审判实践的做法既没有法律依据，也使得基层法院在具体案件的审判与处理中不由自主地将适用司法解释与执行司法文件方面混为一谈。

　　对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文件当作为司法解释或者审判规则适用的情形，姑且考虑到它是最高人民法院的东东，法律依据有些欠缺也就将就了。但令人极其费解的是，在司法文件的涉及范围上还有一个一直应清楚的问题，就是各省级高院、中级法院在制定相关规范性司法文件方面的现状。依据我国法院组织法规定只有最高人民法院依法享有制定司法解释的权力，除此之外的各级法院均没有制定司法解释的主体资格。然而在现实中，各级法院特别是省高级人民法院，为执行法律在有相关司法解释的前提下，仍针对具体法律适用所做出的省级行政区域内各级法院适用的答复或规定，它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具有“司法解释的性质”的司法行政文件。省高级法院的司法行政文件在省级行政区域范围内对下级法院审理案件直接具有广泛的拘束力。1987年最高人民法院曾下发《关于地方各级法院不宜制定司法解释性质文件问题的批复》中专门答复了此类问题，但这个批复过于笼统简单，原本也没有想，也根本不可能解决问题，最终导致呈现出以司法解释以及各级法院用司法行政文件指导审判工作的“多元化”与“多级制”立法的极不正常状况。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各专门审判庭对省高高院作出的答复或复函，北京市高级法院研究室以及各省级高院定期编辑发行法院系统内部出版的如“司法业务文件选”等等，均属于这类问题。
　　“司法文件”应当采用最高人民法院网的用语，即“司法行政文件”才是正确的。司法行政文件只应使用于，规定与调整法院系统内部事务与行政管理，而不应直接或间接涉及法律适用、程序规则、法院主管、案件管辖、案件处理以及诉讼当事人权利等等诉讼问题，而这些问题恰恰是司法解释的功能。
加强安置帮教“四化”建设的思路和对策

李志刚 姚达武

对刑释解教人员开展安置帮教工作，使他们走上新生之路，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决策，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开展安置帮教工作，预防和减少犯罪，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也是全面维护社会稳定、改善社会治安环境、实现依法治国的重要举措，是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循环经济实现的迫切需要，对提高监狱、劳教所、看守所、司法所的改造质量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安置帮教工作的开展，应坚持“党政齐抓，社会参与，严管重教，妥善安置，重树新人”的原则，贯穿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理念，力求在领导体制、管理方式和思想观念上实现新突破；要注意因人制宜与分类实施相结合、社会安置帮教与家庭安置帮教相结合、一般帮教与重点帮教相结合、安置帮教与监所教育相结合，遵循“组织工作网络化，档案管理规范化，就业安置市场化，帮教服务社会化”的安置帮教工作总体思路，逐步建立安置帮教工作网络。本文结合深圳的具体实际，积极探索一条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安置帮教工作新路子。
一、政府要转变观念，提高重视程度，全面加强对安置帮教“四化”建设的领导
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一方面要坚持依法严厉打击各种危害社会的刑事犯罪活动；另一方面要在对违法犯罪分子进行改造或劳动教养的基础上，动员社会力量对他们做好安置帮教工作，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安置帮教工作的最终目的，在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预防和减少犯罪，实现“两个转变、两个提高”的普法依法治理目标，维护社会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
抓好安置帮教工作的关键在政府。市委、市政府应当转变行政工作理念和思路，提高对安置帮教工作的重视程度，全面加强对安置帮教“四化”建设的领导，建立相应的政策、体制和制度，完善软硬件配套设施，逐步建立起市委和市政府主抓、司法部门主管、社区基层组织主办、社会广泛参与的多层次、多渠道的安置帮教“四化”建设网络，各部门分工配合和协作，形成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在全市的社会化“关爱行动”中，要加强对弱势群体的关爱，加强对刑释解教人员的关爱，开展“一企业助一人，千万人同帮教”活动，使他们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巩固回归社会的信心，扬起生活的风帆。广大党团员同志和公务员要以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为契机，发挥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开展党团员手拉手帮教活动，积极主动参与和推动安置帮教工作深入开展。各级安置帮教职能工作部门和组织也要坚持以党的方针、政策为指导，不断提高认识，创新工作理念和方法，积极争取党委、政府和社会各方面的支持，如邀请人民法院的法官担任司法指导员，邀请公安机关、监狱、劳教所、看守所、用人单位的同志以及社区居民共同参与，共建警民联动机制，注重社会实效。
二、人大机关、政府要加强地方立法工作，使安置帮教“四化”建设有法可依，走上规范化、法制化轨道
我们应当坚持依法治国的方针，以实现“和谐深圳”战略为核心，以提高全社会平安意识和法制素质、促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为目标和出发点，以安置帮教“四化”建设为重心，依法开展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
目前，在全国人大没有制定专门的《安置帮教法》、国务院没有制定相关行政法规的情况下，深圳市人大和市政府应当在全国发挥排头兵作用，以宪法为指导，依法制定地方性法规、特区法规或地方政府规章，规范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程序，加强衔接管控，明确刑释解教人员的权利和义务，防止侵害刑释解教人员合法权益的现象产生。我们建议，地方立法应当包含安置帮教的立法思想、性质，帮教对象和范围，衔接的登记办理程序，刑释解教人员的权利和义务，各级政法机关、劳动社会保障部门、民政部门、工商部门、教育机关、安置帮教组织的职能分工和工作程序，具体安置措施和办法，用人单位的义务以及申诉机制等内容。
各级政法机关和安置帮教组织也应当积极主动地推进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的地方立法工作，配合市人大和市政府，争取在法规和规章中明确工作范围和程序，保护刑释解教人员的合法权益，促进安置帮教的立章建制工作，使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工作有章可循，积极探索安置帮教“四化”建设的长效机制。
三、政法机关要加强组织创新，完善安置帮教工作组织体系和专业骨干队伍建设，为安置帮教“四化”建设提供坚实保障
加强安置帮教工作，组织和队伍建设是基础。各级政法机关要积极探索和创新安置帮教工作组织体系的建设。我们建议，在全市建立市、区、街道、社区、企业五级安置帮教组织网络：一是建立安置帮教受案中心，集中受理涉外和跨地区帮教案件的衔接工作；二是建立全市性的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协会，挂靠在市司法局，由政法机关、民政部门、劳动社会保障部门、工商部门、教育机关、相关协作企业、基层安置帮教工作人员、法学界人士共同参与，研究和探讨新时期安置帮教“四化”建设的新理念、新理论、新思路、新制度、新方法，定期召开会员大会，出版安置帮教内部刊物，总结交流工作经验，发挥行业管理模式的科学性和专业化作用，促进我市安置帮教工作上新台阶；三是在各区区委、区政府设立安置帮教工作领导小组，由主管或分管政法工作的领导挂帅，办公室设在区司法局；四是在街道办事处设立普法依法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司法所具体负责社区安置帮教的日常领导和业务指导工作；五是在各社区建立社区矫正和安置帮教委员会，与人民调解委员会配套，开通法律服务专线，具体承担社区安置帮教的日常工作；六是在生活小区建立安置帮教工作站，在区个体协会和相关协作企业建立帮教小组，按照“属地管辖”原则，由社区矫正和安置帮教委员会领导，分别负责本辖区、本单位的安置帮教工作；七是民营企业、个体协会要加强和完善党建工作，外资企业要加强工会建设，由党组织和工会具体领导帮教小组工作，防止企业内部和个体经营者中出现新的犯罪团伙，防止企业个别管理者利用他们从事走私等犯罪活动。
我们要加强和完善安置帮教工作的队伍建设：一要加强司法所建设，争取增加用人编制，由专人专管安置帮教工作，提高工作效率；二要建立安置帮教志愿者队伍，注意吸收离退休老干部、老党员、老同志、老法官、老检察官和法律工作者参与安置帮教工作，借鉴和学习香港先进的社工模式，改进我市的志愿者管理水平；三要加强司法所、社区、志愿者队伍的培训工作，提高安置帮教工作人员的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四要与公证机构、律师事务所建立定点联系，联合开展“法律进社区”、法律进学校、法律进企业活动，因人制宜，为刑释解教人员，特别是青少年解除劳教人员，提供法律咨询、服务，解决他们日常生活、工作、学习遇到的法律难题。
四、财政部门要加大对安置帮教工作的资金支持力度
当前，由于经费的限制，已经严重地影响了安置帮教工作的有效开展，我市的安置帮教工作也落后于全国的先进省份或地区。有些社区苦于经费不足，只能由社区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同时兼管安置帮教工作，法制宣传教育和回访、就业安置工作的作用十分有限，软硬件设施建设和一些新的帮教举措难以开展起来。因此，各级党委和政府财政部门应当高度重视对安置帮教工作的资金投入，做到专款专用，落实和监督帮教费用的使用情况。另一方面，可以采取政府投入为主体、社会支助相补充的办法，建立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基金，由市民政部门统筹安排、合理使用，审计机关加强监督，监管基金流向。各级安置帮教机构也要积极做好沟通、协调工作，争取财政和社会加大对安置帮教的资金投入，解决组织体系和队伍建设、信息化建设、宣传教育、就业安置和培训基地建设资金不足的困难。行业组织和企业也要加强社会道德和职业道德建设，多为社会发展尽社会义务，主动承担安置帮教工作责任，引导行业和企业走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相结合、实现双赢的道路。
五、安置帮教机构要以“文化立市”战略为依托，加强社会宣传攻势，构建立体、动态的法制宣传教育体系
我们要从“文化立市”和“依法治市”的战略高度出发，以群众性法律文化建设为突破口，建立“安置帮教活动宣传日”，综合、合理、有效地利用社会资源，整体推进安置帮教工作发展。我们要形成法制宣传职能部门、各级党政机关、新闻传播机构以及包括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在内的全体公民之间，上下联动，全面发展普法和安置帮教宣传教育网络；要结合经济社会的发展，结合公民和刑释解教人员的学习能力和接受能力，努力探索更为广大人民群众接受的宣传教育形式和方法，提高社会认识，增强工作的实效性；要特别注意发挥电视、广播、报纸、互联网站等大众传媒的作用，发挥它们迅速、生动、直观的优势，寓宣传教育于新闻事件，寓宣传教育于百姓生活，寓宣传教育于文艺娱乐，以案说法，现身说法，提高普法和安置帮教宣传教育工作的覆盖率，让全社会共同关心刑释解教人员的生活、工作和学习，化歧视为乐助，让全社会理解和重视安置帮教工作，促进社会稳定，实现“和谐深圳”的战略目标。
六、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为依托，构建市场化的就业安置和培训基地
为了使刑释解教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有序开展，我市应当建立有效机制，安置帮教领导小组和安置帮教组织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广泛开展“一企业助一人”活动，切实做好刑释解教人员的帮教工作。对于刑释解教人员中原来有单位的，我们要积极与原单位协商，争取原单位接收；对没有单位或单位无力接受的，要鼓励、扶持他们从事个体经营或由其他单位安置；对丧失劳动能力的，由其亲属扶养、赡养或当地政府给予适当救济；在社会招工时，要积极向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等有关单位推荐有一技之长的刑释解教人员，鼓励其竞争上岗；对没有资金、生产资料和技术或年老体弱、孤独无靠的刑释解教人员，由安置帮教组织和居委会共同安置。
我们要与企事业单位相结合，建立就业安置基地。通过创办过渡性安置实体或就业安置基地，安排无家可归、无亲可投、无业可就的刑释解教人员就业；对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人员中的大专院校毕业生、专业技术人员或者在劳动改造、劳动教养期间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安排就业时适当予以优先照顾；对深圳户籍的刑释解教人员，要按照《深圳经济特区促进居民就业条例》的相关规定，优先予以安排。
我们要建立帮教培训基地，实施技能培训工程。要注重发挥街道劳动站的作用，与社会培训机构联合建立就业技能培训中心，与社会资质考试并轨，制定减兔培训费的优惠政策，对家庭困难刑释解教人员减半收取学费，对家庭特别因难的刑释解教人员实行免费学习，有针对性地加强刑释解教人员的劳动技能培训，提高其自身的劳动技能水平和适应社会的劳动能力。宝安区“四个出一点”的经验，即街道出一点、社区出一点、、培训单位出一点、刑释解教人员自己出一点的方式解决技能培训学费问题，也值得我们借鉴、参考。
七、广泛整合社会资源，完善社会保障机制，营造全民参与的安置帮教氛围
开展安置帮教社会化建设，一方面要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和资源，广开门路，争取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开展心理矫正等工作，营造全民参与的安置帮教氛围；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我市的社会保障制度。对深圳户籍的刑释解教人员，其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基本生活有困难的，各级有关部门应将其纳入当地最低生活保障范围，帮助申请最低基本生活保障，实现“应保尽保”。对外来的刑释解教人员，真正生活有困难，又没有工作的，建议由安置帮教基金代缴应当由工作单位缴纳的部分。但应当以三个月为限。如果三个月后，仍然没有找到工作的，应当移交援住所管辖或遣送回原籍。
八、加强数字化、网络化安置帮教信息系统建设，逐步形成跨地域、全息化的信息管理体系
我们一方面要加强深圳经济特区的边防二线的出入境管理，强化边防证管理工作，对异地刑释解教人员应当强调原地派出所办理外出担保证明手续，用人单位方能在特区内申请办理暂住证，进行就业和生活，劳动部门和工商部门一旦发现手续不齐备，可以对相关用人单位采取行政制裁措施，以提高信息监控水平；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电脑、互联网等现代高科技手段的作用，建设数字化、网络化安置帮教管理信息系统。该管理信息系统由刑释解教人员基本情况、家庭情况、刑前情况、刑中情况、就业安置情况、档案管理、法律法规、安置帮教工作机构、法制教育、就业渠道、法制新闻、电子邮件等功能模块组成。安置帮教工作人员需要了解某一情况，可以随时通过电脑迅速查询，便于因人制宜，开展帮教工作，大大节约工作时间，提高工作效率。
同时，将该系统挂接互联网，可以将全市各司法所的安置帮教信息衔接共享，便于各部门相互协调配合，形成整体联动作战能力，因地制宜开展工作。不管刑释解教人员在深圳的哪个角落，都可以迅速联系，严防刑释解教人员脱管失控。我们还可以将管理信息系统分为社会子系统和内部子系统两个子系统。社会子系统为一级系统，主要由法制教育、法律法规、就业渠道、法制新闻、安置帮教工作机构等功能模块组成，便于全社会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和就业求职活动。内部子系统为二级系统，主要是刑释解教人员的个人信息，需要密码启动，既保护了刑释解教人员的个人隐私，也方便安置帮教工作人员及时开展工作，可以较好地解决城市外来人口膨胀、“人口倒挂”现象与刑释解教人员流动性大的矛盾。该系统还可以专门开辟“安置帮教论坛”，吸引广大市民参与讨论，增强工作的群众性和社会基础。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各地的安置帮教管理信息系统实现全国互联，将产生巨大的社会效果。
九、以国际化城市建设为依托，积极探索开展涉外安置帮教工作的有效途径
深圳是全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和窗口，国际交流十分频繁。深圳文锦渡联检站和皇岗口岸等口岸每天进出境的人口达数十万之多，节假日更加繁忙。近几年来，深圳也放宽了本地居民和持暂住证的外来流动人口去香港和国外旅游的限制，简化了办事程序。这样，难免内地和深圳的刑释解教人员从此出境，出现脱管失控的现象。同时，境外也有刑满释放人员为了生计，前来深圳经商和就职。他们并不能排除在我市发生重新犯罪的可能性，有时还会有收集情报，涉及到国家安全的问题。根据我国《刑法》规定，一般外国人在我国境内发生犯罪行为，我国法律拥有管辖权。如果外国人在深圳犯罪，在深圳刑满释放后仍然留住深圳，必然涉及到安置帮教问题。虽然这种现象比较少见，但我们的工作也应当具有前瞻性，需要研究涉外犯罪课题，探索开展涉外安置帮教工作的有效途径。
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是一项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广泛动员政府和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分工协作、齐抓共管。我们要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普法宣传和安置帮教“四化”建设为突破点，着重引导政法工作从事后严打补救向事前预防方向转变，不断提高广大群众的法制观念、法制意识和理性行为能力，提高维护社会稳定的能力，努力开创“和谐深圳”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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