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时的证据种类——当事人陈述

曹柯

当事人陈述能否成为证据种类以及作为证据对于裁判的影响力，与当事人在诉讼中的地位息息相关。随着历史时期的变革，司法制度和诉讼模式的不断变化，当事人陈述作为证据种类的价值也不断改变。到了今天，伴随着现代民事诉讼模式的建立和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将当事人陈述仍作为独立的证据种类已经与司法改革的方向相悖，并且也给在司法实践中贯彻各项改革措施带来了很多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本文主要从历史发展以及现实状况出发，对当事人陈述作为证据种类的合理性重新进行审视。
一、将当事人陈述作为证据种类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
现在，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已成定局，在很多方面都有了突破性的进展。证据制度也由强调追求客观真实向追求法律真实的价值取向转变，特别是证据规则的创建也已提上了立法日程。在这种背景下，对当事人陈述这种传统的证据种类还局限于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前的理论基础，完全忽视了当事人陈述因其自身的特征使得将其作为证据种类与现代审判方式格格不入的状况。在审判实践中，因当事人陈述作为证据种类所带来的矛盾以及导致的不当操作更是层出不穷，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审判人员乐于以询问当事人的方式展开法庭调查，影响了人民法院的裁判形象。
在审判实践中，由于当事人陈述是一种独立的证据种类，审判人员在法庭调查时就习惯以一种特定的方式进行，即以形成一个有发生、发展和结束全过程的完整的案件事实为目标，由审判人员围绕调查目标来询问当事人，当事人是作为接受询问的客体和事实真相的提供者。除让当事人回答询问外，由于法律的规定，审判人员也会要求当事人提供相应的证据（这时所称的“证据”都是指除当事人陈述以外的其他证据种类）。但是，由于其他证据种类不能象当事人在回答询问时所作的陈述那样完整并且有针对性，而且其他证据种类一般也需要当事人加以说明，不如当事人陈述明确，所以在审判实践中，审判人员都乐于以询问当事人来展开法庭调查，以当事人提供其他证据作为一个法定手续和补充。这样的方式使法庭调查跟随审判人员预先的思路进行，审判人员能够完全控制调查的进度和方向。
然而，这样的法庭调查是以牺牲人民法院裁判形象为代价的。当事人抱怨审判人员在询问时没有给双方当事人同样陈述的机会和相同的询问态度；陈述的内容，甚至陈述的时间都由审判人员决定，当事人不能控制；对当事人陈述的效力，也是通过审判人员自由裁量来决定，并且经常发生审判人员仅根据一方当事人的陈述就转移举证责任给对方的情况。这些情况毫无疑问会使当事人感到审判人员已经先入为主，没有站在居中的立场来调查案情，并且其在法庭调查过程中只被当作了受调查的对象，其诉讼权利在法庭调查阶段无从体现。
（二）作为证据的当事人陈述与当事人对事实的主张混同，使得审判人员无法正确认定证据。
根据现行的证据制度，当事人陈述是一种证据种类，而当事人的主张则是证明对象，二者在概念上是容易区分的。但是，当当事人接受审判人员询问或自己进行陈述时，作为证据的当事人陈述与当事人对事实的主张在形式上往往是混同出现的。由于在形式上不能区分，在内容上不易区分，审判人员在法庭调查时一般都没有对当事人陈述的合法性、客观性和关联性进行质证、认证，但在判决书中，这种未经质证、认证的当事人陈述却会被列为证据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而对于当事人基于传闻等违反证据排除性规则的陈述，也因其与当事人对事实的主张混同出现，审判人员也不会因其不具备证据资格而禁止其陈述。这样的当事人陈述使证据的排除性规则形同虚设，会给审判人员造成不正当的引导和印象。
另外，根据诉讼代理制度，诉讼代理人可以代理当事人进行诉讼活动，这当然就包括了代理当事人提出对事实的主张。另一方面，诉讼代理人因其并非当事人本人，没有亲自经历案件事实的过程，所以不能代理当事人陈述案件的事实。但由于当事人陈述与当事人对事实的主张混同，使得审判人员经常向诉讼代理人询问案件事实。这时诉讼代理人也只能作出不确定的陈述或直接表示其不知情，从而造成调查中的尴尬。而有的审判人员在代理人陈述不知道的时候，认为是当事人故意隐瞒案情，甚至以将认定其放弃反驳的权利进行威胁，逼迫当事人的代理人给出一个在形式上是明确的但实质上代理人并没有把握的答案。这样的操作使代理人很难正确行使其代理权利，而且实际上也是强制性规定了当事人必须出庭作证。
（三） 对当事人的虚假陈述缺乏强有力的制裁措施，导致当事人虚假陈述的情况大量出现。
根据现行法律规定，我国刑法中规定的伪证罪的主体一般指刑事诉讼中的证人等诉讼参与人，而不包括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而在民事诉讼制度中，对当事人虚假陈述的，是作为妨碍民事诉讼采取强制措施进行制裁。由于采用强制措施的手续烦琐，审判人员无权当庭作出，使得当事人在法庭调查过程中抱有侥幸心理，有的甚至敢公然作虚假陈述，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二、问题产生的原因
为什么一种法定的证据种类与目前的诉讼模式以及审判方式之间会有如此多的冲突，会导致如此多的问题？笔者认为，原因在于将当事人陈述作为一种独立的证据种类是特定历史条件下遗留的产物，是建立在当时诉讼制度乃至法律理论的基础上的。由于制度环境和理论根基发生了变化，在传统诉讼模式向现代诉讼模式转型的过程中，将当事人陈述作为独立的证据种类的意义也越来越弱，最终导致了其不能在现代的诉讼制度中存续下去。下面就从历史的变革以及现代诉讼模式带来的变化进一步加以阐述。
（一）当事人陈述作为证据种类的历史沿革。
在中国法制史上，当事人陈述一度是司法审判中传统的证据种类，在我国事实裁判制度的发展过程中也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早在夏商周时代，在奴隶制国家的法律中都或多或少的包含了将当事人陈述作为证据进行裁判的内容。在《周礼 . 秋官 . 小司寇》中就记载了“以五声听狱诉，求民情”制度，强调了裁判者通过当事人回答询问时的外部表情和神态来推断当事人的陈述是否有理，审查当事人供词中的矛盾，对当事人陈述的内容形成内心确信并作为裁判的根据。该制度被看作是我国古代司法经验的总结，充分反映了当时奴隶制社会控告式诉讼模式的特征。进入封建时期后，我国司法制度中纠问式诉讼模式的特征十分明显。这种诉讼模式下，在继承“以五声听狱诉，求民情”制度的基础上创立了“断罪必取输服供词”的原则，即定罪必须取得被告人认罪的供词。 认为囚犯在受审时亲口供述的犯罪事实都是真实可信的，必须罪从供定，使得被告成为了追究责任的客体、一个被拷问的对象和供词的提供者。这时作为证据的当事人陈述集中表现为被告的供述。裁判官吏的询问是审判程序的主线，通过刑讯制度、反坐制度和伪证制度等来确保裁判者的询问得到真实的案情。这种审判方法一直延续到了清代。从鸦片战争之后到解放前虽然引进了不少西方先进的证据制度形式，但实践的做法却与立法相去甚远。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证据制度才抛弃了传统的做法，借鉴了前苏联的相关立法，严禁刑讯逼供，不轻信口供，规定了当事人不陈述的不影响法院认定案件事实等符合近代社会发展的证据制度，赋予了当事人一定的诉讼地位，恢复了被告与原告之间平衡的诉讼关系，体现了司法制度中的人道主义精神。而当事人陈述此时仍被列为主要的民事证据种类之一，其出发点是为了追求客观真实的价值目标，寄期望于亲身经历了有关情况的当事人由于希望得到公正判决而能够做到实事求是的进行陈述，协助法院迅速查清案情。 在这段历史时期，超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特征在这种证据制度下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二）在向现代诉讼模式转型的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化。
1、当事人诉讼地位的转化。
在传统的审判模式中，当事人只有提供案件事实真相的义务而没有相应的诉讼权利，尽管在新中国成立后赋予了当事人一定的诉讼地位，但在超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下，当事人也只是配角，整个审判过程还是由审判人员主宰。在这种审判模式下，当事人陈述主要是作为裁判者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甚至是进行裁判的主要依据。
在进入现代审判模式的今天，辩论主义的审判模式下的当事人享有充分的诉讼权利，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处理意见和对事实的主张逐渐占据了审判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在调查过程中，法官相应的退居到次要、消极的位置。在这种情况下，再将当事人陈述作为证据便会出现在程序上或实体操作上的各种问题，特别是导致了当事人陈述与当事人就事实的主张相混同的问题。
2、证据的概念新的发展。
对于证据的内涵，传统的事实说或根据说都不能适应现代民事诉讼的发展，追求“客观真实”的价值目标逐渐被追求“法律真实”的价值目标所代替。在这种背景下，证据就是法院认定案件真实的方法。 作为方法，证据种类就不再局限于诉讼中可以作为调查对象的有形物，而是一种案件事实来源的渠道。同一类证据因来源于同一渠道，在同一标准下就只能归属于某一特定的项类，与其他项类之间不得交叉或包含。同时，作为一项特定的证据项类在概括功能上也就必须穷尽所有的证据形式。
传统的证据制度由于将证据种类定义为诉讼中可以作为调查对象的有形物， 因而把当事人陈述与另一种证据种类证人证言按照调查对象有形物的不同区分为了两种证据种类并作了不同的要求。从现代证据制度对证据种类的新定义来看，作为当事人陈述和证人证言都是通过知情人的陈述来证明案情的方法，应属于同一项类。传统证据制度所作的区分既是一种立法上的浪费，也不符合证据分类的要求，并且在实践中也不利于当事人以及证人如实的作证。
3、当事人自认的独立价值。
在传统的证据理论中，将当事人陈述作为证据种类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认为当事人对不利于自己的陈述或对承认对方主张的陈述具有绝对的真实性，当事人陈述中的自认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具有重要意义。而随着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现代的证据制度理论已经倾向于将当事人的自认作为一种排除争议点的方法或一种免除对方举证责任的方法，而非证据本身。 当事人的自认已经从当事人陈述的外延中脱离了出来，使得将当事人陈述作为证据种类的理由显得更加乏力。
从历史的变革和现代的发展过程来看，当事人陈述的证据价值在奴隶制的控告式诉讼模式下诞生，在封建制的纠问式诉讼模式中达到鼎盛，在新中国初期的超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得到重新构建。而到了现代的诉讼模式中，证据概念的变化使当事人陈述的证据形式混同于证人证言；当事人地位的变化使其举示方式与当事人对事实的主张难以区分，而且可能重现裁判者强迫当事人招供的情形；自认从当事人陈述中的脱离也使当事人陈述失去了作为证据种类的主要意义；而针对将当事人陈述作为证据种类的传统理由来看，当事人因直接牵涉案件的处理结果，其陈述虚假的可能性更大，况且记忆力和判断力对其陈述准确性的影响也不亚于其他知情者；最后从现行法律规定只有当事人陈述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来看，对当事人陈述作为证据的独立价值实际上也是抱了最大限度进行限制的态度。这一切最终都说明随着现代诉讼模式的建立和审判方式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当事人陈述已经不适应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趋势，并且必将丧失其作为独立证据种类的价值。
三、现有制度下的弥补办法
由于在现行的民事诉讼制度下要将当事人陈述从证据种类中剔除出去显然于法无据，为了尽量弥补把当事人陈述作为证据种类所带来的不利后果，笔者认为应强调审判人员在审判过程中竭力维护人民法院居中裁判形象的责任心，充分尊重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同时又要利用司法裁判权在合法的前提下设置一些可以解决矛盾的诉讼程序，并且对当事人在审判中的不当行为要坚决予以制裁。针对前面列举的因把当事人陈述纳为证据种类所导致的问题，下面简单罗列了一些弥补的方法。
（一）加快转化审判观念。
将当事人陈述作为证据种类有着制度上的缺陷，但因其所产生的问题也不乏审判观念陈旧，公正裁判意识薄弱的原因。新的民事审判方式无论从指导原则到具体规定，都有很好的基础，审判观念的改变也纳入了最高人民法院的具体要求。但在某些法院，传统的审判观念仍然根深蒂固，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和要求中凡是加大工作量或影响既得利益的方面往往得不到落实。审判人员通过询问当事人来展开调查的方式就显然与新的审判方式背道而驰，审判人员抱着这种老旧的审判观念不放与这些法院过于强调审判效率而忽视审判公正不无关系。其实，现行的法律规定大大削弱了当事人陈述的证明力，就是要敦促审判人员把调查的重点集中到其他证据种类上去；而正在进行的裁判文书改革着重强调对证据的分析和认定，也是要扭转落后的调查方式。所以，改变法庭调查的陈旧方式在制度上已有了充分的依据，关键就在于如何尽快转化审判观念，促使审判人员切实的把审判公正放在第一位。笔者认为，通过二审法院进行监督是一种最有效的方式。对于违反程序公正或蔑视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二审法院应当发回重审，相成之上而下强有力的监督体系。
（二）灵活设置审判程序。
在司法实践中，为了有效的审理案件，避免当事人滥用诉权，不少法院都在试点一些新的审判程序，一些成功的经验已经被最高人民法院用司法解释的形式予以了认可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为了解决当事人陈述与当事人对事实的主张相混同的问题，笔者认为可以规定在庭前证据交换程序中，当事人除了陈述起诉状的内容以外不得陈述对任何事实的主张，更不能发表对法律适用或案件处理的意见，当事人对事实的陈述都应作为证据在证据交换程序中向法庭提出；而在庭审过程中，当事人的陈述是当事人行使诉权的体现，对于当事人要将所陈述的事实作为证据的，应由该当事人说明其没有按照限期举证的要求在庭前证据交换程序中进行陈述的原因，并由其承担相应的后果。当然，这种操作现在缺乏证据失效制度的强制性规定作为后盾，但对于没有合法原因不按期举证的可以作为妨碍民事诉讼的行为加以制裁。
（三）坚决执行制裁措施。
法院的权威除了公正的裁判形象以外，还体现在对无视法院和法律庄严的行为予以坚决的制裁。审判人员在法庭调查过程中的神圣职责就在于通过合法真实的证据来认定案件事实。提供虚假证据、作伪证都是对审判人员、人民法院乃至我国法律的亵渎和挑衅。尽管现行法律对审判人员制裁伪证行为有很多束缚，但我国的法律也是决不允许当事人欺骗人民法院。对于当事人虚假陈述的行为，笔者认为人民法院内部应把强制制裁的实权下放到合议庭，把院长审批淡化到一种手续的地位，这样才能真正维护人民法院的形象，保证案件审理的顺利进行。
四、对制度重构的展望
上面提到现行制度下的弥补方法毕竟只是权宜之计，真正要解决把当事人陈述作为证据种类所带来的问题还是要对证据种类进行重新划分。当事人陈述不适宜再作为独立的证据种类，可以将其纳入证人证言的范畴（根据现行法律对证人的定义，并没有将当事人排除在外），适用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规定。当然，由于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也有着不同于证人的诉讼地位，还应为当事人出庭作证设立一些有别于证人作证的程序，如当事人不必在庭审期间回避，但未经法庭允许其所作陈述不得作为证据，当事人也可以传唤对方当事人作为证人向法庭陈述案件事实等。总之，通过重新构建当事人陈述制度，将当事人的证人身份与其作为诉讼主体的身份区别开，既促使当事人如实陈述案件事实，又不妨碍当事人积极行使其诉讼权利，最终满足现代民事诉讼模式的需要。

（作者单位：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裁判要旨

　　银行货款合同约定的不动产抵押，应当依法办理抵押登记。当事人未办理抵押物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

　　案情

　　2007年3月15日，被告易传明向原告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奉节支行（以下简称奉节支行）贷款95000元，月利率7.8‰，约定2008年3月15日偿还。被告易传明自愿承诺用其位于奉节县永安镇诗仙西路50号1幢2单元802号房屋一套抵押担保，未办理抵押登记。贷款到期后，被告易传明未依约归还贷款本息，原告奉节支行经多次催收无望，于2008年8月11日诉至奉节法院，请求判令归还本息，并确认抵押关系成立，同时申请财产保全。奉节人民法院于同年8月14日查封被告易传明抵押之房。同年12月11日，奉节人民法院判决被告易传明偿还原告的借款本息，并限判决生效后五日内付清，同时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原告不服上诉于重庆市第二中级法院，随后撤回上诉并经中级法院裁定准予撤诉。庚即，原告遂向奉节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执行中，被告姜正荣提出异议，以其已于2008年7月30日与易传明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并付清房款，且向房屋管理部门申办了产权过户登记，认为原告申请查封房屋错误，请求法院解除查封。奉节法院即作出执行裁定，撤销原查封裁定，并中止判决执行。原告遂于2010年8月19日提起债权人撤销权之诉，并申请对被告房屋买卖合同进行时间、字迹等技术鉴定。经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倾向认定合同签订时间为2008年7月30日；甲方代表署名易传明、乙方代表署名姜正荣的合同原件上乙方代表“姜正荣”系姜正荣书写。原告认为，二被告房屋买卖合同中约定房价为500元/?属于低价转让，请求确认无效；被告易传明下落不明未出庭应诉；被告姜正荣举证证明合同上虽注明每?500元，但其实际为147.14平方支付了203600元，不属低价转让，且原告未在法定期间内行驶撤销权，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裁判

　　重庆市奉节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二被告在抵押期间买卖房屋是否有效、二被告是否属于低价转让以及原告提起的撤销权之诉是否受法保保护三个问题上。第一，关于二被告在抵押期间买卖抵押房屋是否有效问题。被告姜正荣于2008年7月30日购买被告易传明的住房一套，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付清房款，并申请房管部门办理了产权过户登记，表明二被告所签订之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买卖程序合同，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原告主张该房已经抵押货款，请求确认合法有效，但由于这一抵押货款仅属被告易传明的承诺担保，当事人并未依法办理抵押房屋的抵押登记，故抵押关系没有成立，因而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因此，被告姜正荣、传明买卖房屋的买卖合同合法有效。第二，关于被告姜正荣、易传荣买卖房屋是否属于低价转让问题。经审理查明，尽管二被告的房屋买卖合同上约定的房屋买卖价格为500元/?，即总价款为70570元，但事实上被告易传明出具给被告姜正荣的收条上总价款是203600元，这一价格符合买卖房屋当时的市场行情，不存在低价转让问题。第三，关于原告奉节支行提起的撤销权之诉是否受法律保护问题。从原告的诉讼请求看，本质上属于债权人撤销权纠纷，即原告主张的是债权人撤销权。而撤销权是形成权，法律要求该撤销权应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驶。事实上，原告于2008年12月11日收到本院（2008）奉法民初字第850号判决书时，即知道其权利已经被侵害，其撤销权的期间亦应自收到判决书之日起计算。因此，原告2010年8月19日提起撤销权之诉，不符合《合同法》第七十五条规定的“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的规定，故其撤销权请求本院不予支持。2011年10月21日，法院判决：驳回原告奉节支行的诉讼请求。

　　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评析

　　一，本案抵押贷款未办理抵押登记不能对抗第三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以本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三项规定的财产或者第五项规定的正在建造的建筑物抵押的，应当办理抵押登记，抵押权自登记时设立。”这表明，物权法该条关于登记为抵押权的生效条件，改变了担保法关于登记是抵押合同的生效条件的规定。按照该条规定，凡以建筑物和其他土地附着物、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及正在建造的建筑物、船舶、航空器设定抵押的，应当办理抵押登记，抵押权自登记时设立。原告奉节支行与被告易传明于2007年3月15日签订的抵押货款合同，依法应当办理抵押登记，却没有办理登记，其抵押权未能设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未办理抵押物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通说认为，这里的“不得对抗第三人”之主要含义应当理解为：在抵押合同签订后未经抵押登记情况下，如果抵押人将抵押物有偿转让，对于善意取得该物的第三人，抵押权人无权追偿，而只能要求抵押人重新提供新的担保，或者要求债务人即行偿还债务。结合本案分析，双方2007年签订抵押货款合同，未办理抵押登记，2008年被告易传明将房屋卖与被告姜正荣，姜正荣作为善意第三人取得该房，并办理产权过户手续。因原告的抵权权尚未设定，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姜正荣。

　　二，被告姜正荣、易传明买卖房屋不属于低价转让

　　从被告姜正荣、易传明2007年3月15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看，建筑面积147.14?，成交价为500/?，卖价共为70570元，的确有“低价转让”之嫌。但是，以下三个问题引起法院的注意：第一，被告易传明出具给被告姜正荣的收条上总价款为203600元，这一数据才是该房的真实价格，即实际接近1400元/?。分析出现这种情况，二被告少缴税费的企图是明显的，但确不属本案调整范围。第二，1400元/?这一价格，对于国家级贫困县奉节的县城而言，在2008年当时仅属于一般市场价，还说不上最低价。第三，奉节县城的诗仙西路处于县城的西北角上，实际为县城边沿的农村结合部地段，只是近几年随着房价上涨有所回升，而在2008年当时市场情况下，谈不上低价转让。由此可见，原告所主张的理由，与《合同法》规定的“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的情况不相符。

　　三，原告奉节支行提起撤销权之诉的理由不能成立

　　债权人撤销权纠纷，是最高法院新的《案由规定》中第69种案由（也即原《案由规定》中第66种案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该法第七十五条规定：“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该撤销权消灭”。按照上列规定，债权人的撤销权，也叫废罢权诉权，兼具请求权和形成权之性质，属于债权的实体权利，其要件要求主要有三：第一，撤销权必须依附于债权而存在，具有与债权的不可分离性；第二，撤销权之行使必须有债务人放弃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或以明显不合理的低格转让财产且对债权人造成损害之事由；第三，撤销权必须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结合本案看，原告奉节支行已在2008年12月11日收到法院（2008）奉法民初字第850号判决书时，即知道其权利已被侵害，其撤销权的期间己自此起算，却未在一年内起诉，直到2010年8月19日才提起撤销权之诉，显然有悖于《合同法》的规定，故其撤销权请求不能获得人民法院的支持。法院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无疑是正确的。
　　　　　　

　　（作者单位：重庆市奉节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