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铁川



关键词: 宪法/核心权利/基本权利/经济支撑
内容提要: 现代社会的公民权利是由宪法核心权利、基本权利和部门法一般权利构织而成的一个有机体系。核心权利（发展权、生存权、平等权和自由权）是这个体系的总纲，其他权利都受其制约。发展权、生存权、平等权和自由权不仅仅需要社会的信念维系，更需要一定的经济支撑。


本文所说的宪法的核心权利，是笔者提出的一个概念，意指宪法基本权利体系中的基础性权利，或者说是撑起宪法基本权利体系的支柱性权利。在庞大的公民权利体系中，宪法公民基本权利是其重要的、必不可少的权利；在重要的、必不可少的宪法公民基本权利体系中，核心权利又是其基础性、支柱性权利。概而言之，现代社会的公民权利，就是由核心权利、基本权利和一般权利构织而成的一个有机体系。在核心权利与基本权利之间，前者为纲，后者为目。那么，为什么要确定核心权利，哪些是核心权利，实现它们的主要条件是什么，此为本文所要论证的问题。
一、为什么要确定核心权利
宪法基本权利是一个不断扩充的领域，始终在发展变化中，在公民的基本权利日渐增多的情况下，需要确定一些原始性、根源性、万变不离其宗的核心权利。
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资产阶级最先以宪法的形式确认的。资产阶级把公民基本权利称作人权和公民权，并将其作为资产阶级宪法的核心内容。三百多年来的宪政发展历史充分表明，世界各国对公民基本权利的确认和规定一直处于变化中。捷克法学家卡莱尔·瓦塞克提出的人权的三代划分法，则大体上反映了这一轨迹。“第一代人权”的核心在于自由以及对政治生活的参与。它们在性质上主要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致力于保护个人不受国家的侵犯。“第一代人权”主要包括言论自由、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宗教自由以及投票权。“第二代人权”涉及到平等，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开始被各国政府所认识。它们在性质上主要是社会权利、经济权利和文化权利。这些权利保障弱势群体可以获得平等的条件和待遇，主要包括被雇佣的权利、住房和健康的权利，以及社会安全、失业救济等社会保障方面的权利。“第三代人权”包括集体权、自决权、发展权、环保权、自然资源权、代际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的权利等等。瓦塞克认为这些权利目前还很难制定成具有约束力的文件，表述它们的那些宣言属于“软法”文件。
我国学者一般认为，18、19世纪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适应资本主义自由贸易、自由竞争的发展需要，比较强调和保障公民享有的民主自由权利；20世纪初叶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财富过度集中、贫富悬殊、失业、贫困等，使许多公民无法实际行使自由平等权利，因而在宪法中增加了公民享有生存权的规定，注重公民在经济、文化、社会领域的平等权利；20世纪下半叶，总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教训，联合国重申了此前国际社会取得的人权共识，形成了人权宪章体系（主要有《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并把人权的概念由原来的个人人权扩充为集体人权，包括民族自决权和发展权）。可以预见，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公民基本权利的数量将会被不断增加，这就需要我们确定一些最核心的基本权利。
世界各国对公民基本权利范围的认识与宪法规定仍存争议，求同存异、探索并最终达成公民基本权利中的一些核心权利的共识，这是既具有学术价值、又具有现实意义的人权研究课题。我国《宪法》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并没有定型而还在拓展中，更需要研究、确定具有一定普世性的核心权利。我国《宪法》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条款数目，1954年《宪法》是14条，1975年《宪法》是24条，1978年《宪法》是12条，1982年《宪法》是18条。自1982年《宪法》问世以来，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修正案也不时增加。仅2004年修正案中就增加了公民财产私有权、社会保障权，还增加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样一个兜底条款。而且可以预见，迁徙权、若干政治权利等也会在不远的将来载入宪法。因此，研究基本权利中的核心权利对于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宪法具有一定的紧迫性。
二、怎样确定核心权利
我国宪法学通说认为，财产权、生命权、自由权与平等权是现代宪政国家支撑公民权利体系的四大支柱，[1]此处的四个权利约略相当于本文所说的核心权利。但如果把财产权、生命权、自由权与平等权定为基本权利体系中的核心权利，笔者认为是不妥当的。因为审视三百多年来的近现代宪政史，不难看出，这四大权利是18、19世纪法国、美国的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统治者或殖民统治者的思想武器。财产权针对封建统治者或殖民统治者的随意征税而提出，生命权针对封建统治者或殖民统治者随意镇压而提出，自由权针对封建统治者或殖民统治者对自由贸易的限制而提出，平等权针对封建统治者或殖民统治者不平等的政治等级身份制度而提出。如今，这四大权利经过实践的检验和过滤，有的显然已经不能成为基本权利中的核心权利（支柱性权利），如财产权当初反映的是有财产的强势群体的要求，但如今人类已认识到社会更应关注弱势群体的生存权。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追逐的是物质财富的最大化，而如今精神享受已日益成为人类社会的普遍期待。因此，有必要加以重新确定。
（一）确定核心权利需考虑的因素
笔者认为，确定核心权利应该考虑三个因素：一是三百多年来基本权利体系演进的历史经验教训；二是世界上多数国家（发展中国家）公民基本权利的迫切需求；三是法学之外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成果。
三百多年来公民基本权利体系演进的基本轨迹，主要表现为人权主体的不断扩大。18、19世纪的人权主体是个人（单个的自然人）,20世纪初叶扩展为群体（弱势群体等）,20世纪下半叶又扩展为范围更大的集体人权（民族自决权、发展权等）。这一演进过程的重要经验是要在个体权利和集体人权之间寻求平衡。西方国家的教训是个人权利有所泛滥，对社会整体利益、弱势群体和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发展权关注不够，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训是一度过于重视集体权利、社会整体利益等，而对个体权利关注不够。20世纪初叶，西方国家渐渐对集体权利有所重视，20世纪下半叶，社会主义国家在继续关注集体人权的同时，渐渐重视个体权利。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权发展相互接近、交叉。
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人权问题上的一个很大的分歧就是前者特别强调不受后者的政治、经济、自然资源等方面的控制，认为实现民族自决权是保障人权的先决条件，而发展民族经济是保护人权的重要基础。多数发达国家最初争取人权的历史背景和当今发展中国家争取人权所面临的环境具有很大的不同。前者是向封建统治者要人权，而且主要争取的是人身权利和政治权利，而不是生理和社会意义上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因为他们在封建社会的母体里就已成为富裕群体。如果说多数发达国家当初遭受的是封建制度压迫剥削，而发展中国家主要遭受的则是发达国家的殖民统治和对政治主权、文化主权、自然资源的控制，相对于发达国家的整体不自主和贫穷是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这就是它们呼唤生存权、发展权、民族自决权的原因。
法学研究不仅要回答社会现实发展的需要，还要吸纳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马斯洛的人本主义心理学说和不丹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的幸福指数观点对我们研究核心权利问题很有借鉴意义。马斯洛认为，人类的需要由低到高可以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等五个层次，人都潜藏着这五种不同的需要，但在不同的时期表现出来的各种需要的迫切程度是不同的。人们最迫切的需求才是激励人们行动的主要原因。在高层次的需要充分出现之前，低层次的需要必须得到适当的满足。吉格梅·辛格·旺楚克则于1972年提出，人生基本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由此他设计了由经济增长、环境保护、文化发展、政府善治四个方面指标组成的国民幸福指数（Gross National Happiness，简称GNH）。其计算方法为：国民幸福指数＝生产总值指数×a%＋社会健康指数×b％＋社会福利指数×c％＋社会文明指数×d％＋生态环境指数×e%，其中a、b、c、d、e分别表示生产总值指数、社会健康指数、社会福利指数、社会文明指数和生态环境指数所占的权数，具体权重的大小取决于各政府所要实现的社会发展目标。英国、日本在此基础上创立了不同形式的幸福指数，英国考虑了社会、环境成本和自然资本，日本则更强调了文化方面的因素。马斯洛人本主义心理学说和不丹旺楚克国王的幸福指数观点启示我们，人们对权利的追求是一个由低到高的过程，即由追求经济权利到追求政治权利，再到追求精神文化权利的过程。人们都不会仅仅停留于某一层面权利的享有上，也很难越过低层次权利而去追求、享用高层次权利。
（二）核心权利的具体内容
综合以上三百多年来基本权利体系演进的历史经验教训、世界上多数国家（发展中国家）公民基本权利的迫切需求、法学之外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三个方面的论述，笔者认为应该把公民基本权利体系中的核心权利确定为以下四项。
1．发展权
发展权是一项集体人权，它是发展中国家提出的。1968年国际人权会议通过的《德黑兰宣言》指出，殖民主义所带来的侵略和武装冲突造成了大规模否定人权的灾难，而经济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日益悬殊，更是直接妨碍了国际社会人权的实现。《宣言》呼吁国际社会尽最大努力解决这些问题。1977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通过的关于人权新概念的决议案指出，人权不仅是个人的权利和基本自由，而且包括民族和人民的权利和基本自由。1979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通过的有关人权的决议进一步强调了国家主权、民族自决权、发展权等权利的重要性。1986年，第41届联大通过的《发展权利宣言》将发展权确认为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宣言》指出，人的发展权意味着充分实现民族自决权及各国人民对所有自然资源和财富行使不可剥夺的完全主权。各国政府对创造有利于实现发展权的国家和国际条件负有主要责任，它们应该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实现发展权利并确保在获取基本资源、教育、粮食、就业、住房、收人等方面机会均等。《宣言》还强调发达国家有促进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义务，国际社会应努力合作，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这份宣言把发展权作为一项重要人权予以肯定，这是继民族自决权确立之后对西方个人人权概念的又一次重大突破，它反映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对人权构成、人权保护的新的理念，为国际人权运动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和内容。
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的实现与否，关系到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人权能否得到保障。世界上有220多个国家和地区，除去20个发达国家，其余200多个都是不发达（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占世界总人口的78%，其中1/3的人口处在贫困之中。传统的工业化道路的确实现了发展中世界一定程度的经济增长，出现了诸如“亚洲四小龙”以及中国经济腾飞的经济增长奇迹，但是，就发展中国家整体而言，相对于发达国家信息化时代更快速的增长与发展水平，二者之间的差距却越来越大。信息技术、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带来了新的经济增长方式和新的经济发展观，发达国家率先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从而进一步扩大了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南北差距。[2]发展中国家的贫穷与落后主要是发达国家长期的殖民统治造成的。如果发展中国家的民族自决权和经济主权不能实现，世界大多数人的人权就无法得到保障。经济全球化则增大了各国经济运行的风险，尤其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和经济安全面临新的挑战。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我们更应该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的实现。
2．生存权
生存权是一项个人人权。关于其含义，笔者赞成如下说法：生存权意指相当生活水准权(the right to an adequate standard of living)，即《世界人权宣言》第25条第1款所言的“人人有权享有为继承他人和家属的健康和福利所需要的生活水准，包括食物、衣着、住房、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以及《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1条第1款规定的“人人有权为他自己和家庭获得相当的生活水准，包括足够的食物、衣着和住房，并能不断改进生活条件”。
生存权是一切权利的物质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我们首先应该确立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3]“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4]鲁迅在杂文《忽然想到》里写道：“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前途者，……全都踏倒。”《德黑兰宣言》明确指出：“若不同时享有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则公民政治权利绝无实现之日。”马斯洛也认为，生理上的需要是人们最原始、最基本的要求，如吃饭、穿衣、住宅、医疗等，若不满足，则有生命危险，它是最强烈的、不可避免的最低层次需要，也是推动人们生产生活的强大动力。不丹旺楚克国王的幸福指数也将经济增长、人的物质生活需求列于首要因素。发展权是集体人权，生存权是个体人权。发展权是生存权保障的前提，生存权是发展权保障的归宿。关于每个人自由发展与所有人的自由发展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有过多次的阐述。《共产党宣言》提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5]《资本论》第1卷认为未来社会是一个“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6]马克思在一封信中说：“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力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7]恩格斯在《共产主义信条草案》中说，“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才能和力量，并且不会因此危及这个社会的基本条件”，[8]他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指出，当每一个人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发展和运用之后，“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只是从这时起，“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人们才完全自觉地创造自己的历史”。[9]从20世纪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教训也可看出，过分强调集体主义，容易伤及个人的正当权益。
3．平等权
从一般意义上说，平等权是指形式上的平等，其实质是禁止差别歧视。如同自由与权利属于同质的东西一样，平等与权利亦属于同质的东西，即：一切权利都是平等的。这是因为任何权利主体的资格—人格是平等的，如果说原来被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权，如今已受到公共利益等方面的限制，但所有公民的人格权平等却是近代以来延续不变的根本原则。没有人格尊严，公民就不可能在社会中享有人的地位的起码权利。人格平等是平等权的精髓，是贯穿一切权利的一根红线，应将其列为基本权利体系的核心权利。
4．自由权
笔者认为，自由权是目的性、终极性权利。它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自由权，是指宪法所规定的政治自由（包括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集会和游行示威自由），人身自由和信仰自由，进行科研、文艺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婚姻自由，等等。广义的自由权，是指法不禁止皆自由，未被法律明确禁止的事项，皆为公民可以做的权利。权利的实质就是选择自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自由与权利属于同质的东西，一切权利都是自由权。因此，自由权是贯穿一切权利的一根红线，应列为基本权利体系中的核心权利。
笔者之所以把发展权、生存权、平等权和自由权列为公民权利体系中的核心权利，主要基于以下三个理由。第一，这四项权利是整个公民基本权利体系的基础。离开这四项权利，其他任何一项基本权利都无法实现。第二，具有时代意义。如前所述，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和平问题随着冷战格局的结束，总体趋好，而发展问题并没有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深趋向解决。贫富差距拉大、穷国与富国的鸿沟加深已成为当代世界制约发展的主要因素。因此，关注多数发展中国家、世界人口中多数人的人权实现，是人权面临的主题。把发展权、生存权列为核心权利，具有时代特征。即便是发达国家内部也存在少数人富裕、多数人贫穷或贫富分化严重的情况。第三，吸收了17世纪以来人权保障的经验。20世纪中叶以前，体现个人本位的财产权、生命权、自由权、平等权被列为宪政国家支撑公民基本权利的四大支柱，总结的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经验教训，而笔者提出的体现社会本位的发展权、生存权、自由权、平等权则总结的是资本主义制度居于世界主导地位之后人权发展的经验教训，两者之间既有发展，也有继承。自由权和平等权被实践证明是颠扑不破的现代人权的根本原则，这是继承；发展权、生存权吸纳并发展了过去财产权、生命权的理念，因为前者强调了有财产者的权利应得到保障，无财产者也应给予一定的物质保障，个体的生命权只有在国家主体权得到实现的前提下才能得到保障（亦即邓小平同志讲的国格与人格的关系，没有独立的国格，多数人的人格独立很难实现）。
三、宪法核心权利的经济支撑
研究权利问题不能停留在道德意义上，有救济才有权利，权利救济即权利实现才是研究权利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权利的实现涉及多种因素，但最根本的还是物质基础。因此，我们有必要考察一下发展权、生存权、平等权、自由权等与经济基础的关系。
（一）发展权的经济支撑
虽然《发展权利宣言》并未把发展权仅仅界定于经济层面，而包括了“参与、促进并享有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发展，在这种发展中，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都能获得充分实现”，但只要联系“发展中国家”和“发展”的定义，就可看出经济因素是发展权的首要和基础性因素。
“发展中国家”一词大约出现在1964年联合国第一届贸易与发展会议前后，作为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通常是根据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人均国民总收入（GNI）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区别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主要标准，依据世界银行的划分方法，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都属于发展中国家的范畴。《麦克格罗-希尔简明现代经济学辞典》则将发展中国家定义为：“它的人民正在开始利用可获得的资源，以实现产品和劳务人均生产的持续增长。一般地说，发展中国家是一个能够较大程度地提高实际收入水平，而且正在做到这一点的国家。”[10]其着眼点也是经济因素。虽然“经济增长”不等于“经济发展”，但人们对“经济增长是手段，经济发展是目的；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基础，经济发展是经济增长的结果”[11]却大体是认同的。
（二）生存权的经济支撑
作为一种个体人权，生存权集生命权和社会保障权于一体，其有赖物质基础的有力支撑是不言而喻的。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中有这样一段经典对白：“公爵：让你们瞧瞧我们基督徒的精神，你虽然没有向我们开口，我自动饶恕了你的死罪。你的财产一半划归安东尼奥，还有一半没入公库。要是你能诚信悔过，也许可以减去一笔较轻的罚款。……夏洛克：不，把我的生命连同财产一起拿去了吧，我不要你们的宽恕。你们拿走了支撑房子的柱子，就是拆了我的房子；你们夺去我养家活命的根本，就是活活要了我的命。”[12]夏洛克的话揭示了财产对生存的意义。没有财产，人就不能维持生命，没有财产权的生存只能处于一种受奴役的状态。
（三）平等权的经济支撑
毫无疑问，经济平等权是平等权的基础。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区域差别、贫富差别等是妨碍平等权实现的主要因素，但消除这些因素最终还要靠经济的发展。
除城乡差别的一个目标是通过劳动力持续再配置消除劳动力过剩。这需要工业和农业部门共同进行投资和革新，才能实现平衡增长。这个过程是长期的、动态的。在欠发达国家转型增长的努力中，该过程可能经过几十年才结束。[13]
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的消除则有赖于工业内部结构和服务业内部结构的演进。工业化愈是发展，脑力劳动者就愈增加，体力劳动者则愈减少。完成工业化后，服务业必定在产业结构上升为主导地位。
消除地区间贫富差距需要采取财政转移支付、均等化公共服务、税收减免等一系列措施，但最根本的还是依赖梯度转移、培育增长极等经济行为，以缩小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区域经济发展梯度转移理论认为，区域经济的发展取决于其产业结构的状况，而产业结构的状况又取决于地区经济部门，特别是其主导产业在工业生命周期中所处的阶段。如果其主导产业部门由处于创新阶段的专业部门所构成，则说明该区域具有发展潜力，因此将该区域列入高梯度地区。随着时间的推移及生命周期阶段的变化，生产活动逐渐由高梯度地区向低梯度地区转移，而这种梯度转移过程主要是通过多层次的城市系统扩展开来的。梯度转移理论主张发达地区应首先加快发展，然后通过产业和要素向较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转移，以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14]
消除社会贫富差别需要征收所得税、遗产税，采取社会救助、社会保障等一系列举措，但最根本的还是要依赖经济发展，做大“蛋糕”。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长期致力于揭示现代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平等的关系。1955年，他在美国经济协会的讲演中提出了著名的收入分配差别“倒U假说”：即在经济增长的初期，收入分配将会出现恶化的趋势，而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才会逐步得到改善。根据刘易斯的两部门模型，发展初期的经济增长会集中于现代化的工业部门。由于在经济起步阶段先进的工业部门已获得高额收入，从而导致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在最终趋于弥合之前先要经历一个迅速扩大的过程。[15]
（四）自由权的经济支撑
财富是自由的基础。它一方面为人的生存和发展提供物质保障，另一方面又给人提供受教育的机会，让人们拥有认识世界从而进行自主选择的能力。人们的行动自由和思想自由都离不开财富的一定支撑。财富的增长和自由的增长是一种正比例关系。
因此，近代以来的思想家们大都关注财产权与自由权的关系。密尔指出，在生活资料有了保障之后，人类的下一个强烈愿望就是个人自由。Richard Pipes在《财产权与自由》一书中提出，没有自由，某种形式的财产权是可能的，而没有财产权，自由却是不可想象的。卢梭不但认为财产、自由和生命是人类生存的三个基本要素，而且他还认为，财产权的确是所有公民权中最神圣的权利，它在某些方面，甚至比自由还重要。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则认为，财产权不仅是经济自由之源，它们也是政治自由之根。布坎南也认为，私人或独立的财产权是自由的守护者，无论政治的或集体的决策是怎么做出的。当然，其直接含义是，必须设定有效的宪法制约，这种制约应有效地抑制政治对法律界定的财产权利和涉及财产转移的自愿的契约安排的公开侵扰。如果个人自由要得到保护，那么，这些宪法限制就必然优先于且独立于任何的民主治理。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即认为，确认财产权是划定一个保护我们免受压迫的私人领域的第一步，私有财产是自由的基本要素，是不可剥夺的天赋的自然权利，对私有财产权的承认是阻止或者防止国家政府强制与专断的基本条件。如果不存在这样一种确获保障的私人领域，那么强制与专断就不仅会存在，而且还会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换句话讲，如果财产权与物质财富处于某个机构或某个个人排他性的控制之下，个人自由将不复存在。
上海市人民政府


上海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土地使用 建筑管理）



（2003年9月29日上海市人民政府第20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 2003年10月1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12号发布）



目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建设用地的区划分类和适建范围

第三章 建筑容量控制指标

第四章 建筑间距

第五章 建筑物退让

第六章 建筑物的高度和景观控制

第七章 建筑基地的绿地和停车

第八章 特定区域

第九章 附则

表一 各类建设用地适建范围表

表二 建筑密度和建筑容积率控制指标表

表三 建筑容积率折减率表

附录一 名词解释

附录二 计算规则

附录三 建筑间距和离界距离图示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本市城市建设规划管理，保证城市规划的实施，提高城市环境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上海市城市规划条例》和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本市范围内各项建设工程。本市旧住房综合改造、零星建设工程、临时建设、郊区村民建房等按有关规定执行。

特定区域内的建设工程，适用本规定第八章的规定。

第三条 各项建设工程的建设，应当按照经批准的详细规划执行；尚无经批准的详细规划的，应按中心城分区规划、新城总体规划、中心镇总体规划和本规定执行。

编制详细规划涉及建筑管理内容的，应当符合本规定的要求。

第二章 建设用地的区划分类和适建范围

第四条 本市建设用地，按其主要用途和功能分区的基本原则，参照《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J137—90）分类如下：

（一）居住用地；

（二）公共设施用地；

（三）工业用地；

（四）仓储用地；

（五）市政设施用地；

（六）绿地。

第五条 居住用地(R)，指居住小区、居住街坊、居住组团和单位生活区等各种类型的成片或零星用地。居住用地包括住宅用地、居住小区及小区级以下公共服务设施用地、道路用地和绿地。

（一）第一类居住用地(R1)，指以低层住宅为主、建筑密度较低、绿地率较高且环境良好的用地；

（二）第二类居住用地(R2)，指以多层住宅为主的用地；

（三）第三类居住用地(R3)，指以高层住宅为主的用地。

第六条 公共设施用地(C)，指居住区及居住区级以上的行政、经济、文化、教育、卫生、体育以及科研设计等机构和设施的用地，不包括居住用地中的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一）行政办公用地(C1)，行政、党派和团体等机构用地；

（二）商业金融业用地(C2)，商业、金融业、服务业、旅游业和市场等用地；

（三）文化娱乐用地(C3)，新闻出版、文化艺术团体、广播电视、图书展览、游乐等设施用地；

（四）体育用地(C4)，体育场馆和体育训练基地等用地，不包括学校等单位内的体育用地；

（五）医疗卫生用地(C5)，医疗、保健、卫生、防疫、康复和急救设施等用地；

（六）教育科研设计用地(C6)，高等院校、中等专业学校、科学研究和勘测设计机构等用地。不包括中学、小学和幼托用地，该用地应归入居住用地(R)。

第七条 工业用地(M)，工矿企业的生产车间、库房及其附属设施等用地。

（一）第一类工业用地(M1)，对居住和公共设施等环境基本无干扰和污染的工业用地；

（二）第二类工业用地(M2)，对居住和公共设施等环境有一定干扰和污染的工业用地；

（三）第三类工业用地(M3)，对居住和公共设施等环境有严重干扰和污染的工业用地。

第八条 仓储用地(W)，指仓储企业的库房、堆场和包装加工车间及其附属设施等用地。

（一）普通仓库用地(W1)，指储存一般货物的普通仓库用地；

（二）危险品仓库用地(W2)，指储存易燃、易爆和剧毒等危险品的专用仓库用地。

第九条 市政公用设施用地(U)，市级、区级和居住区级的市政公用设施及其附属的建筑物（含构筑物，下同）和管理维修设施等用地。

（一）供应设施用地(U1)，供水、供电、供燃气和供热等设施用地，不包括电厂、煤气厂用地（纳入工业用地）；

（二）交通设施用地(U2)，指公共客运交通、货运交通和其他交通设施用地；

（三）邮电设施用地(U3)，指邮政、电信等设施用地；

（四）环境卫生设施用地(U4)，指雨污水泵站、污水处理厂及粪便垃圾集运、堆放、处理等设施用地；

（五）施工与维修设施用地(U5)，指房屋建筑工程、设备安装工程、市政工程、绿化、地下构筑物等施工及养护维修设施等用地；

（六）其他市政公用设施用地(U6)，如：消防、防汛等设施用地。

第十条 绿地(G)，市级、区级和居住区级的公共绿地和生产防护绿地（包括其范围内的水域）。

（一）公共绿地(G1)，指向公众开放，有一定游憩设施或装饰作用的绿化用地，包括各类公园和街头绿地；

（二）生产防护绿地(G2)，指用于园林生产、隔离、卫生和安全防护等的绿化用地。

第十一条 各类建设用地的划分应遵循土地使用相容性的原则，按经批准的详细规划执行。尚无经批准的详细规划的，应按中心城分区规划、新城总体规划、中心镇总体规划和本规定表一《各类建设用地适建范围表》（以下简称《表一》）的规定执行。

凡须改变规划用地性质、超出《表一》规定范围的，应先提出调整规划，按规划调整的有关规定程序和权限批准后执行。

第三章 建筑容量控制指标

第十二条 建筑基地的建筑容量控制指标（含建筑密度和建筑容积率，下同），应按照本章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 建筑基地面积大于3万平方米的成片开发地区，必须编制详细规划，经批准后实施；未编制详细规划的，不予审批。

成片开发地区的详细规划，应先确定建筑总容量控制指标；在不超过建筑总容量控制指标的前提下，成片开发地区内各类建筑基地的建筑容量控制指标可参照本规定表二《建筑密度和建筑容积率控制指标表》（以下简称《表二》）的规定适当调整。

第十四条 建筑基地面积小于或等于3万平方米的居住建筑和公共建筑用地，其建筑容量控制指标在经批准的详细规划或中心城分区规划中已经确定的，应按批准的规划执行。

尚无经批准的上述规划的，其建筑密度控制指标应按《表二》的规定执行；其建筑容积率控制指标，应按《表二》规定的指标折减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二十（见本规定表三《建筑容积率折减率表》）执行。

第十五条 《表二》规定的指标为上限。单个建筑基地的具体建筑容量，城市规划管理部门应结合现状情况、服务区位、交通区位、环境区位和土地价值等因素，进行综合环境分析后确定。

第十六条 《表二》适用于单一类型的建筑基地。对混合类型的建筑基地，其建筑容量控制指标应将建筑基地按使用性质分类划定后，按不同类型分别执行；对难以分类执行的建筑基地和综合楼基地，应按不同性质建筑的建筑面积比例和不同的建筑容量控制指标换算建筑容量综合控制指标。

第十七条 对未列入《表二》的科研机构、大中专院校、中小学校、体育场馆以及医疗卫生、文化艺术、幼托等设施的建筑容量控制指标，应按经批准的详细规划和有关专业规定执行。

第十八条 建筑基地未达到下列最小面积的，不得单独建设：

（一）低层居住建筑为500平方米；

（二）多层居住建筑、多层公共建筑为1000平方米；

（三）高层居住建筑为2000平方米；

（四）高层公共建筑为3000平方米。

建筑基地未达到前款规定的最小面积，但有下列情况之一，且确定不妨碍城市规划实施的，城市规划管理部门可予核准建设：

（一）邻接土地已经完成建设或为既成道路、河道或有其他类似情况，确实无法调整、合并的；

（二）因城市规划街区划分、市政公用设施等的限制，确实无法调整、合并的；

（三）农村地区的村镇建设，因特殊情况，确实难以达到前款规定面积的。

第十九条 原有建筑的建筑容量控制指标已超出规定值的，不得在原有建筑基地范围内进行扩建、加层。

第二十条 中心城内的建筑基地为社会公众提供开放空间的，在符合消防、卫生、交通等有关规定和本章有关规定的前提下，可按下表的规定增加建筑面积。但增加的建筑面积总计不得超过核定建筑面积（建筑基地面积乘以核定建筑容积率）的百分之二十。



┌─────────────┬─────────────────────┐
│ 核定建筑容积率 │ 每提供1平方米有效面积的开放空间，允许增 │
│ FAR │加的建筑面积（平方米） │
├─────────────┼─────────────────────┤
│ 小于2 │ 1.0 │
├─────────────┼─────────────────────┤
│ 大于、等于2，小于4 │ 1.5 │
└─────────────┴─────────────────────┘


核定建筑容积率由城市规划管理部门按《表二》和本章的有关规定确定。

开放空间的条件和计算方法由市城市规划管理部门另行制定。

第二十一条 建筑物之间因公共交通需要，架设穿越城市道路的空中人行廊道的，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廊道的净宽度不宜大于6米，廊道下的净空高度不小于5.5米；但穿越宽度小于16米且不通行公交车辆的城市支路的廊道下的净空高度可不小于4.6米。

（二）廊道内不得设置商业设施。

凡符合前款规定的廊道，其建筑面积可不计入建筑容量控制指标范围。

第四章 建筑间距

第二十二条 建筑间距应符合本章的规定，并同时符合消防、卫生、环保、工程管线和建筑保护等方面的要求。

建筑间距图示见附录三。

第二十三条 根据日照、通风的要求和本市建设用地的实际使用情况，居住建筑的间距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居住建筑与居住建筑平行布置时的间距：

1、朝向为南北向的〔指正南北向和南偏东（西）45度以内（含45度），下同〕，其间距在浦西内环线以内地区不小于南侧建筑高度的1.0倍，在其他地区不小于1.2倍。

2、朝向为东西向的〔指正东西向和东（西）偏南45度以内（不含45度），下同〕，其间距在浦西内环线以内地区不小于主朝向一侧遮挡建筑高度的0.9倍，在其他地区不小于1.0倍，且其最小值为6米。

（二）居住建筑与居住建筑垂直布置时的间距：

1、南北向的间距，在浦西内环线以内地区不小于南侧建筑高度的0.7倍，在其他地区不小于0.8倍，且其最小值为6米。

2、东西向的间距，在浦西内环线以内地区不小于南北朝向建筑高度的0.7倍，其他地区不小于0.8倍；同时不小于另一建筑高度的0.5倍，且其最小值为6米。

3、建筑山墙宽度小于、等于16米的，其间距按垂直布置的居住建筑控制；建筑山墙宽度大于16米的，其间距按平行布置的居住建筑控制。

（三）居住建筑与居住建筑既非平行也非垂直布置时的间距：

1、当两幢建筑的夹角小于、等于45度时，其最小间距按平行布置的居住建筑控制；

2、当两幢建筑的夹角大于45度时，其最小间距按垂直布置的居住建筑控制。

第二十四条 多、低层居住建筑底层有商店或其他非居住用房的，其间距计算不得扣除底层高度。

第二十五条 多、低层居住建筑的山墙间距不小于较高建筑高度的0.5倍，且其最小值为4米。对按此规定不能满足消防间距或通道要求的，应按消防间距或通道要求控制。

第二十六条 在第一类居住用地的低层独立式住宅地区及其紧邻地区进行新建、改建的，其间距不得小于南侧建筑高度的1.4倍。

第二十七条 高层居住建筑与低层独立式住宅的间距，在规定范围内保证受遮挡的低层独立式住宅的居室冬至日满窗日照的有效时间不少于连续两小时；与其他居住建筑的间距，应保证受遮挡的居住建筑的居室冬至日满窗日照的有效时间不少于连续一小时（第二十七条、第三十条有关建筑日照的计算规则由市城市规划管理部门另行制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高层居住建筑与高层居住建筑平行布置时的间距：

1、南北向的，不小于南侧高层建筑高度的0.5倍，且其最小值浦西内环线以内地区为24米，其他地区为30米。

2、东西向的，不小于较高高层建筑的0.4倍，且其最小值为24米。

（二）高层居住建筑与多、低层居住建筑平行布置时的间距：

1、高层居住建筑与其北侧多、低层居住建筑的间距不小于高层建筑高度的0.5倍，且其最小值浦西内环线以内地区为24米，其他地区为30米。

2、高层居住建筑与其东（西）侧多、低层居住建筑的间距不小于24米。

（三）高层居住建筑与高层居住建筑垂直布置时的间距：

1、南北向的间距，高层居住建筑与其北侧高层居住建筑的间距不小于南侧高层建筑高度的0.3倍，且其最小值为20米。

2、东西向的间距，高层居住建筑与其东（西）侧高层居住建筑的间距不小于较高高层建筑高度的0.3倍，且其最小值为20米。

3、建筑山墙宽度大于16米的，其间距按平行布置的居住建筑控制。

（四）高层居住建筑与多、低层居住建筑垂直布置时的间距不小于20米。

（五）高层居住建筑与高、多、低层居住建筑既非平行也非垂直布置时的间距：

1、当两幢建筑的夹角小于、等于45度时，其最小间距按平行布置的居住建筑控制；

2、当两幢建筑的夹角大于45度时，其最小间距按垂直布置的居住建筑控制。

（六）高层居住建筑的山墙与高、多、低层居住建筑的山墙间距不小于13米。

高层居住建筑与高、多、低居住建筑的间距符合本条规定的，可不受第二十三条和第二十六条规定的限制。

第二十八条 在符合第二十三条至第二十七条规定的前提下，南北向平行布置的低层居住建筑之间的最小间距为6米，低层居住建筑与其北侧多层居住建筑的最小间距为8米，多、低层居住建筑与其北侧高层居住建筑的最小间距为13米。

按第二十三条规定计算出的多、低层居住建筑的间距如大于第二十七条规定计算出的多、低层居住建筑与高层居住建筑的间距的，在同等条件下可按较小的间距控制，但须符合第二十七条规定的日照条件。

第二十九条 非居住建筑与居住建筑的间距，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非居住建筑位于居住建筑南侧或东西侧的，其间距按第二十三条至第二十八条的规定控制；

（二）非居住建筑（第三十条所列的非居住建筑除外）位于居住建筑北侧的，其建筑间距按第三十一条的规定控制；

（三）非居住建筑的山墙与居住建筑的山墙间距，按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七条的规定控制。

第三十条 医院病房楼、休（疗）养院住宿楼、幼儿园、托儿所和大中小学教学楼与相邻建筑的间距，应保证被遮挡的上述建筑冬至日满窗日照的有效时间不少于3小时；浦西内环线以内地区，其间距应保证冬至日满窗日照的有效时间不少于2小时。

第三十一条 非居住建筑（第三十条所列的非居住建筑除外）的间距，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高层非居住建筑平行布置的间距：

1、南北向的，不小于南侧建筑高度的0.4倍，且其最小值为24米。

2、东西向的，不小于较高建筑高度的0.3倍，且其最小值为18米。

（二）高层非居住建筑与多层非居住建筑平行布置时的间距最小值为13米。

（三）多层非居住建筑平行布置时的间距最小值为10米。

（四）低层非居住建筑与高、多、低层非居住建筑平行布置时的间距按消防间距的规定控制，但最小值为6米。

以其他形式布置的非居住建筑的间距，按消防间距的规定控制。

第五章 建筑物退让

第三十二条 沿建筑基地边界和沿城市道路、公路、河道、铁路、轨道交通两侧以及电力线路保护区范围内的建筑物，其退让距离应符合本章规定，并同时符合消防、环保、防汛和交通安全等方面的要求。

第三十三条 沿建筑基地边界的建筑物，其离界距离按以下规定控制，但离界距离小于消防间距时，应按消防间距的规定控制。

（一）各类建筑的离界距离，按下表规定的建筑物高度的倍数控制，但不得小于最小距离。

（二）界外是居住建筑的，除须符合本条第（一）项离界距离的规定外，须同时符合第四章建筑间距的有关规定。

（三）界外是公共绿地的，各类建筑的最小离界距离按照本条第（二）项居住建筑的离界距离控制，且建筑高度应同时符合第六章的有关规定。

（四）地下建筑物的离界间距，不小于地下建筑物深度（自室外地面至地下建筑物底板的底部的距离）的0.7倍；按上述离界间距退让边界，或后退道路规划红线距离要求确有困难的，应采取技术安全措施和有效的施工方法，经相应的施工技术论证部门评审，并由原设计单位签字认定后，其距离可适当缩小，但其最小值应不小于3米，且围护桩和自用管线不得超过基地界限。

相邻新建高层商业办公建筑地下室按规划应设置连接通道的，通道宽度不小于4米，净高度不小于2.8米，并由相关建设单位负责实施各自基地的通道部分。



┌─────────┬─────────────────┬────────┐
│ │ 居住建筑 │ 非居住建筑 │
│ 建筑类别│ （含第三十条规定的建筑） │ │
│ ├────────┬────────┼───┬────┤
│ │ 建筑物高度 │ 最小距离（米） │ 建筑 │ │
│ 离界距离 │ 的倍数 │ │ 物高 │最小距离│
│ ├────┬───┼────┬───┤ 度的 │ │
│ │浦西内环│ 其他 │浦西内环│ 其他 │ 倍数 │ （米） │
│建筑朝向 │ 线以内 │ 地区 │ 线以内 │ 地区 │ │ │
├──────┬──┼────┼───┼────┴───┼───┼────┤
│ │低层│ │ │ 6 │ — │ 3 │
│ 主要朝向 ├──┤ 0.5 │ 0.6 ├────────┼───┼────┤
│ │多层│ │ │ 9 │ — │ 5 │
│（见附录三）├──┼────┴───┼────┬───┼───┼────┤
│ │高层│ 0.25 │ 12 │ 15 │ 0.2 │ 12 │
├──────┼──┼────────┼────┴───┼───┼────┤
│ │低层│ │ 2 │ — │按消防间│
│ │ │ │ │ │ 距控制 │
│ 次要朝向 ├──┤ 0.25 ├────────┼───┼────┤
│ │多层│ │ 4 │ — │按消防间│
│（见附录三）│ │ │ │ │ 距控制 │
│ ├──┼────────┼────────┼───┼────┤
│ │高层│ 0.2 │ 12 │ — │ 6.5 │
└──────┴──┴────────┴────────┴───┴────┘



注：1、建筑山墙宽度大于16米的，其离界距离按主要朝向离界距离控制。

2、低层独立式住宅主要朝向离界距离按照0.7倍控制。

第三十四条 沿城市道路两侧新建、改建建筑，除经批准的详细规划另有规定外，其后退道路规划红线的距离不得小于下表所列值。



┌──────────────┬──────────┬─────────┐
│ 道路宽度│ │ │
│ 后退距离（米） │ D≤24米 │ D＞24米 │
│建筑高度 │ │ │
├──────────────┼──────────┼─────────┤
│ h≤24米 │ 3 │ 5 │
├──────────────┼──────────┼─────────┤
│ 24＜h≤60米 │ 8 │ 10 │
├──────────────┼──────────┼─────────┤
│ 60＜h≤100米 │ 10 │ 15 │
├──────────────┼──────────┼─────────┤
│ h＞100米 │ 15 │ 20 │
└──────────────┴──────────┴─────────┘



注：h──建筑高度；D──道路规划红线宽度

第三十五条 新建影剧院、游乐场、体育馆、展览馆、大型商场等有大量人流、车流集散的多、低层建筑（含高层建筑裙房），其面临城市道路的主要出入口后退道路规划红线的距离，除经批准的详细规划另有规定外，不得小于10米，并应留出临时停车或回车场地。

第三十六条 沿城市高架道路两侧新建、改建、扩建居住建筑，其沿高架道路主线边缘线后退距离，不小于30米；其沿高架道路匝道边缘线后退距离，不小于15米。

第三十七条 道路交叉口四周的建筑物后退道路规划红线的距离，多、低层建筑不得小于5米，高层建筑不得小于8米（均自道路规划红线直线段与曲线段切点的连线算起）。

第三十八条 建筑物的围墙、基础、台阶、管线、阳台和附属设施，不得逾越道路规划红线。

地下建筑物后退道路规划红线的距离，按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执行。

在规定的后退道路规划红线的距离内，不得设置零星建筑物；雨蓬、阳台、招牌、灯饰等可外挑，但其离室外地面的净空高度不得小于3米。

第三十九条 在村镇、城镇范围以外的公路规划红线两侧应划定隔离带，除规划另有规定外，隔离带宽度的具体规定如下：

（一）国道、快速公路，两侧各50米；

（二）主要公路，两侧各20米；

（三）次要公路及以下等级公路，两侧各10米。

公路红线和隔离带内，不得新建、改建、扩建建筑物，但可耕种或绿化；经城市规划管理部门批准，可开挖沟渠、埋设管道、架设杆线、开辟服务性车道等。

沿穿越村镇、城镇的公路两侧新建、改建、扩建建筑物，可按村镇、城镇规划进行管理，但建筑物后退公路规划红线的距离不得小于5米。

第四十条 沿河道规划蓝线（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长期保留的河道规划线）两侧新建、扩建建筑物，其后退河道规划蓝线的距离除有关规划另有规定外，不得小于6米。

第四十一条 沿铁路两侧新建、扩建建筑工程，应符合以下规定：

（一）高速铁路两侧的建筑工程与轨道中心线的距离不得小于50米；铁路干线两侧的建筑工程与轨道中心线的距离不得小于20米；铁路支线、专用线两侧的建筑工程与轨道中心线的距离不得小于15米；铁路两侧的围墙与轨道中心线的距离不得小于10米，围墙的高度不得大于3米。

（二）铁路两侧的高层建筑、高大构筑物（水塔、烟囱等）、危险品仓库和厂房与轨道中心线的距离须经铁路主管部门审核后确定。

（三）在铁路道口附近进行建设的，须符合铁路道口管理的有关规定。

第四十二条 沿磁悬浮交通线两侧新建、改建、扩建建筑物，其后退轨道中心线距离除有关规划另有规定外，不得小于50米。

沿地面和高架轨道交通两侧新建、改建、扩建建筑物，其后退线路轨道外边线外侧距离除规划另有规定外，不得小于30米。

沿地下轨道交通两侧新建、改建、扩建建筑物，其后退隧道外边线外侧距离应符合轨道交通管理的有关规定。

第四十三条 在电力线路保护区范围内，不得新建、改建、扩建建筑物。

（一）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指导线边线向外侧延伸所形成的两平行线内的区域。

1、一般地区沿架空电力线路两侧新建、改建、扩建建筑物，其后退线路中心线距离除有关规划另有规定外，不得小于以下距离：

500千伏，30米；

220千伏，20米；

110千伏，12.5米；

35千伏，10米。

2、中心城和郊区城镇人口密集地区，沿架空电力线路两侧新建、改建、扩建建筑物，其后退线路中心线距离应符合电力管理的有关规定。

（二）电力电缆线路保护区，指地下电力电缆线路向外两侧延伸所形成的两平行线内的区域。其每边向外侧延伸的距离应不小于0.75米。

第四十四条 沿城市道路两侧的货运装卸泊位应后退道路规划红线设置，或设于建筑物底层。

第六章 建筑物的高度和景观控制

第四十五条 建筑物的高度、面宽及建筑景观控制应符合本章的规定，并同时符合日照、建筑间距、消防等方面的要求。

第四十六条 中心城地区鼓励建设9层至12层配设电梯的高层住宅。

新建多、低层住宅宜采用坡顶屋面。

新建住宅实行架空线入地敷设、围墙透空透绿、空调器外机及附属设施统一设置。

第四十七条 在有净空高度控制的飞机场、气象台、电台和其他无线电通讯（含微波通讯）设施周围的新建、改建建筑物，其控制高度应符合有关净空高度限制的规定。

第四十八条 在文物保护单位和建筑保护单位周围的建设控制地带内新建、改建建筑物，其控制高度应符合建筑和文物保护的有关规定，并按经批准的详细规划执行。尚无经批准的详细规划的，应先编制城市设计或建筑设计方案，进行视线分析，提出控制高度和保护措施，经建筑和文物保护专家小组评议后核定。

视线分析方法参见附录二。

第四十九条 沿城市道路两侧新建、改建建筑物的控制高度，除经批准的详细规划另有规定外，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沿路一般建筑的控制高度(H)不得超过道路规划红线宽度(W)加建筑后退距离(S)之和的1.5倍，即：H≤1.5（W＋S）；

（二）沿路高层组合建筑的高度，按下式控制：



A≤L（W＋S）；



式中：A—沿路高层组合建筑以1:1.5（即56.3度）的高度角在地面上投影的总面积，L—建筑基地沿道路规划红线的长度，W—道路规划红线宽度，S—沿路建筑的后退距离。

计算方法见附录二。

第五十条 建筑物的面宽，除经批准的详细规划另有规定外，按以下规定执行：

（一）建筑高度小于、等于24米，其最大连续展开面宽的投影不大于80米；

（二）建筑高度大于24米，小于、等于60米，其最大连续展开面宽的投影不大于70米；

（三）建筑高度大于60米，其最大连续展开面宽的投影不大于60米；

（四）不同建筑高度组成的连续建筑，其最大连续展开面宽的投影上限值按较高建筑高度执行。

第五十一条 多、高层住宅的层高宜为2.8米，不应高于3.6米。

第五十二条 沿城市道路的居住建筑基地的围墙高度不大于2.2米，并应透空设置，其建筑后退道路红线距离内应设置一定宽度的绿化带。

第七章 建筑基地的绿地和停车

第五十三条 各类建筑基地内的绿地面积占基地总面积的比例（以下称绿地率）必须符合《上海市植树造林绿化管理条例》规定的指标。

第五十四条 计算绿地率的绿地面积，包括建筑基地内的集中绿地面积和房前屋后、街坊道路两侧以及规定的建筑间距内的零星绿地面积。

建筑基地内的集中绿地面积，在居住用地中应不少于用地总面积的10％，在体育、医疗卫生和教育科研设计用地中应符合有关专业规定，在其他类别用地中应不少于5％。

居住小区内每块集中绿地的面积应不小于400平方米，且至少有三分之一的绿地面积在规定的建筑间距范围之外。沿城市道路两侧的公共绿地或绿化隔离带，不在建筑基地范围内的，不得作为小区集中绿地计算。但中心城范围内，沿城市道路两侧的公共绿地，由开发单位实施的，可按50％比例纳入建筑基地面积，且增加的建筑面积不得超过核定建筑面积（原建筑基地面积乘以核定建筑容积率）的20％。

第五十五条 一个街区内的集中绿地可按规定的指标进行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建设，综合平衡。在符合整个街区集中绿地指标的前提下，可不在每块建筑基地内平均分布。集中绿地宜沿城市道路布局。

第五十六条 位于浦西内环线以内的建筑基地，确实难以达到规定绿化指标的，可将屋面地栽绿化面积（每块面积不得小于100平方米）折算成地面绿地面积。其折算公式：



F＝M×N



式中：F—地面绿地面积，M—屋面地栽绿化面积，N—有效系数（见下表）。



┌─────────────────┬─────────────────┐
│ 屋面标高与基地地面的高差 │ 有效系数(N) │
│ （单位：米） │ │
├─────────────────┼─────────────────┤
│ 小于、等于1.5 │ 0.70 │
├─────────────────┼─────────────────┤
│ 大于1.5，小于、等于5.0 │ 0.50 │
├─────────────────┼─────────────────┤
│ 大于5.0，小于、等于12.0 │ 0.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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