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口供”对刑事侦查的影响与对策
毛立新
摘 要:犯罪嫌疑人拒不供述的刑事案件，即“零口供”案件不断增多，对公安机关刑事侦查工作造成诸多不利影响。面对挑战，公安机关必须更新侦查观念，转换侦查模式;增强科学取证的能力;调整侦查讯问的策略;大力提高侦查人员的业务素质。
主题词：侦查工作 “零口供” 对策
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尚未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并要求犯罪嫌疑人在侦查讯问中承担“如实回答”的义务，但并不意味着所有犯罪嫌疑人都会主动供述。犯罪嫌疑人出于趋利避害、自我保护的天性，往往可能选择沉默、拒不供述。同时，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的规定，即便犯罪嫌疑人拒不供述，侦查人员也不得采取“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获取口供。因此，随着公民法律意识的提高和侦查讯问制度日趋法治化，犯罪嫌疑人拒不供述的刑事案件，即“零口供”案件，必然不断出现并日渐增多。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刑事发案总量居高不下，侦查机关的警力配置、技术装备、办案经费严重不足，以讯问获取口供破案依然是基层公安机关提高破案率的重要途径。实际工作中，基层公安机关仍在沿袭“摸底排队、确认重点犯罪嫌疑人、而后突击审讯获取口供”的破案方法。在这种侦查模式下，口供不仅是据以定案的七种法定证据之一，而且是引导获取其他证据的重要途径。因此，“零口供”案件的出现和增多，必将给公安机关的侦查工作带来诸多不利影响：
一、收集和获取证据的难度加大
犯罪嫌疑人作为案件的直接参与者，其供述对于查明案情、引导侦查人员发现和提取证据具有重要作用。如在侵财案件中，往往只有犯罪嫌疑人供出赃物的去处，侦查机关才可能起赃；在杀人案件中，只有犯罪嫌疑人供述凶器藏匿处所，侦查人员才可能提取凶器等。特别是在犯罪嫌疑人已经被抓获，但尚未有其他证据证实其犯罪，或者仅仅在其住所、车辆、随身物品中发现有涉案赃物，需进一步盘查核实时，侦查人员往往特别倚重犯罪嫌疑人供述的引导作用。一旦犯罪嫌疑人拒不供述，侦查机关通过口供指引来收集证据的便捷之路将被阻塞，收集证据的难度随之加大。一些证据将无法发现和提取，从而必然导致一部分犯罪嫌疑人将因证据不足，被公安机关放弃追诉。“零口供”加大了侦查机关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对抗性，使得公安机关同刑事犯罪分子的斗争呈现更加复杂、尖锐的局面。
二、认定犯罪的证据要求更高
我国现行证据制度不是实行自由心证和内心确信，而是强调证据间的相互印证，口供往往是整个证据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特别在目前“由供到证”为主导的侦查模式下，口供不仅是破案之必要，而且在案件证据体系中处于中心位置，是侦查人员建立证实犯罪嫌疑人有罪证据体系的起点和核心。 缺乏口供的案件，定案将比较困难。从司法实践看，在公安机关向移送检察机关移送审查批捕或者审查起诉，或者检察机关向人民法院移送起诉时，一般都要求提供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以便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没有口供，即便公安机关认为证据确实充分，检察院、法院站在不同角度也未必认可，形成了一种浓厚的“口供情节”。这也是司法实践中侦查人员不惜以变相体罚、刑讯逼供等违法方法获取口供的原因所在。而一旦犯罪嫌疑人拒不供述，必将加大侦查机关证实犯罪的难度。侦查机关将不得不花费更大的人力、物力，去搜集更多的其他证据，特别是物证,最终建立起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的证据锁链。这在目前公安机关警力不足、装备落后、经费缺乏、侦查人员整体素质不高的情况下，实难完全做到，从而必然导致部分“零口供”案件难以侦破和认定。
三、深挖犯罪的能力受到削弱
加强讯问的重要目的之一，是促使犯罪嫌疑人交代出侦查机关尚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犯罪事实，或者其他人的犯罪事实。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深挖犯罪、挤清余罪”。实践中，通过犯罪嫌疑人口供的指引，往往能够从一个案件出发，深挖出几十起、甚至上百起案件。通过讯问获取口供破案，已成为公安机关对付流窜犯罪、团伙犯罪和累犯、惯犯的重要手段。而一旦犯罪嫌疑人拒不开口，“深挖犯罪、挤清余罪”将因失去口供的指引作用而无法实现。结果导致相当一部分犯罪分子逃脱法网，相当一部分案件处于隐案状态。特别对于流窜犯，一旦犯罪嫌疑人在传唤、盘查的法定期限内死不开口，侦查机关最后只得放人;对于惯犯、累犯，一旦其抱定“打死我也不说”的信念，深挖余罪就成为一句空话。因此，“零口供”案件增多，必然导致公安机关侦破积案、隐案的能力大大下降。
面对“零口供”的挑战，公安机关侦查部门只有不断更新侦查观念，转换侦查模式，提高队伍素质，增强科学取证能力，才能担负起新时期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的神圣职责。
一、更新侦查观念，淡化口供意识
要正确认识口供在现代刑事诉讼中地位和作用，根除“口供中心主义”的不良影响，树立起全面证据意识和“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的侦查观念。根据刑事诉讼法第46条关于“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定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的规定，侦查人员要坚定信心，改变单纯依赖口供破案的做法，全面、细致、准确、及时地收集和获取与犯罪事实有关的一切证据，特别是要重点收集和运用口供以外的其他证据，如物证、鉴定结论、证人证言、视听资料等。要坚决摈弃先抓人、后取证的习惯做法，逐步实现侦查模式从“由供到证”到“由证到供”的转换 ，杜绝侦查活动中的刑讯逼供、诱供、骗供等违法行为，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权。
二、加大科技投入，提高科学取证能力
人类社会已经进入“科学证据”时代，面对新形势，侦查部门必须更新观念，积极学习和应用现代科学技术，增强主动运用科学证据和科学手段办案的意识，不断提高刑事侦查活动的科技含量。今后一个时期，公安机关要继续加大投入，推动刑事物证鉴定技术更新换代，逐步将DNA、痕迹、指纹、足迹、声纹等人身鉴定技术广泛应用于刑事侦查实践。同时加强刑事犯罪情报资料的微机化、自动化管理，建立指纹自动识别系统、枪弹痕迹自动识别系统及刑事犯罪现场和犯罪人员DNA数据库等项目，直接服务于侦查破案。
三、调整讯问策略，巧妙使用各种讯问方法
淡化口供意识，并非轻视口供或者放弃口供，犯罪嫌疑人的自愿、真实供述，对于认定案件性质和事实具有直接作用。因此，当犯罪嫌疑人拒不供述时，侦查人员要具体分析原因，采取有针对性的讯问策略，促使犯罪嫌疑人转变态度，主动供述。讯问中，要注意采取刚柔相济、迂回曲折、巧妙使用模糊语言、注意发现和利用矛盾、适时运用证据等方法，合法地取得获取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同时，大力提倡引入科技手段配合讯问，把测谎技术、心理学、行为科学等运用于侦查讯问。特别是测谎技术，作为侦查讯问的一种辅助手段，在帮助侦查人员及时排除无辜者、甄别供述的真实性、瓦解犯罪嫌疑人的抗拒心理、发现新的犯罪线索等方面有重要作用，值得研究推广。
四、加强侦查人员业务培训，提高侦查队伍整体素质。能否突破“零口供”案件，把“零口供”案件办成铁案，关键取决于侦查人员的业务素质和取证能力。因此，必须大力加强侦查人员的业务培训，大力开展岗位练兵，使每名侦查人员都具备强烈的证据意识和高超的取证技能，特别是具备运用科技手段取证的能力。同时，要增强侦查人员运用和组织证据的能力，在缺少口供的情况下，能够通过其他证据之间的相互印证、相互支持，来建立起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的证据体系，使犯罪嫌疑人在“零口供”情况下也难逃法网，依法受到惩处。
（作者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诉讼法学博士研究生）